姚雅欣 

山西五台山，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与佛教文化艺术的圣境，自古迄今或为香客景仰，或为世人关注。过去很长时间，寺庙云集的台怀镇是游客参访五台山的核心区域，位于台外的古刹南禅寺和佛光寺只是停留于相关研究者视域的珍品，一般游客很少光顾，自然就错过了领略最古老的东方木结构建筑精髓的绝佳案例。随着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和五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向纵深发展，以及大众对文化访古的追慕之情，甚至梁思成、林徽因走进大众视野，五台山中如疏星散落的唐代古刹真迹，渐为世人所知。佛光寺历久弥新的科学与艺术价值，伴随着浓郁的历史馨香，不断深入当代文化审美与艺术鉴赏的视野，吸引着越来越多向往与关注的目光。

佛光寺位于五台山之南台西麓豆村附近的佛光山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峰峦萦绕亘古胜地，壮美的古刹掩映在幽丽静谧的自然造化之中，佛光寺荟萃唐代建筑、雕塑、壁画、题记等诸多人文胜迹，人文与自然情境交融，历史、艺术与科学精髓熠熠生辉。佛光寺相传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五台山名刹。敦煌第61窟“五台山图”壁画在显要位置绘“大佛光之寺”，寺区有七间三层的弥勒大阁与正殿并存，并且作为当时全寺的中心，反映了唐代寺庙的建筑风格与繁盛状况。其实，“五台山图”的昭著功绩更在于它是我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机构——“营造学社”发现佛光寺的信念指南、科学指南与踏勘指南。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断言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要看唐代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古建筑开拓者始终坚信在国内肯定有唐代木构建筑存在。当梁思成第一次阅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著作《敦煌石窟图录》时，注意到第61号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他又在《清凉山志》中读到佛光寺的历史记载。1937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四人抱着中国必有唐代木构建筑的执著信念，开始前往山西的踏勘之路。历尽艰险与苦难，最终觅得“佛光真容禅寺”正殿——我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完备的唐代木构建筑，从而修正了日本学者关野贞认为“佛光寺大殿为明代建筑”的说法。佛光寺的发现对中国乃至东方建筑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唐武宗“会昌法难”削平佛教势力，佛光寺披劫。唐宣宗复兴佛教时，也就是大中十一年（857），京都洛阳女弟子宁公遇布施重金，重建佛光寺东大殿。尽管东大殿晚于南禅寺（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75年，但是殿宇规模宏大，结构精巧，技法纯熟，后世修葺所做的结构性更动甚少，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谓现存殿堂型构架建筑中最古老、最典型的一例。亦有“亚洲佛光”的美誉。

寺址三面环山，唯西向豁朗，寺宇因地势处理成渐次升高的三个平台。殿阁高低层叠错落有致，通过对地形的成功运用，营造出气势恢宏、含蓄变幻的外部空间。东大殿建在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的第三层平台上，陡然高出8米余。大殿面阔七间（34.08米），进深八椽（18.12米），使用木构建筑最高级的屋顶形式——单檐庑殿顶。檐柱侧脚、生起明显，柱头卷刹圆和，柱础石雕宝装莲瓣造型丰满，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

大殿由柱网、铺作与屋架三层叠架结构而成，檐柱和内柱各一周组成“回”字形平面，即“金箱斗底槽”，这是中国古建筑柱网平面布局中最高级的配置形式。以阑额联结柱网，形成内外两圈柱架作为屋身骨架；中层在柱头用斗栱、明栿和柱头枋等将两圈柱架紧密连接，形成铺作层，支持内外槽天花，保持构架的整体性，并将梁架荷载均匀传递于各柱；铺作层上为屋顶构架。大殿梁架由平棋隔为明栿、草栿两部分，明栿作月梁式，制作规整，轮廓秀美。草栿作为梁架结构的真实面目，平梁上不用驼峰、侏儒柱，仅用两支人字形“叉手”斜向支撑脊槫。“叉手”颇具古制，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做法，唐代以后不再使用。当营造学社的开拓者第一次发现它时，对这国内的孤例惊喜得如获至宝，他们在历史的尘埃中全神贯注地阅读，敏锐的目光不放过每一处历史信息，全然不顾周围环境之困厄。“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他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

斗栱是东大殿重要的结构组成部分，七种形式极富变化，最繁富者七铺作出四跳，转角铺作从45度方向出华栱两跳与角昂三层，昂上设宝瓶承角梁。斗栱外观硕大雄浑，用以缩短梁枋净跨荷载，减少梁枋在柱头处的剪力，支撑深远翼出的屋檐，是大殿科学结构和造型艺术的点睛之笔。“高举而深邃的屋檐、粗壮的柱列、简单浑厚的门窗、舒展而平缓的屋顶，共同形成唐代大殿庄重端严而又舒展雄放的外观”。

大殿的设计者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在简单有限的平面里创造出丰富且极具变化的立体空间。外槽为较矮的回廊，供信徒瞻拜进香；内槽柱头以四跳斗栱承明栿，栿上又以斗栱分隔成透空的小空间，天花与柱子交结处向内斜收，使内槽形成高敞、跨度较大的中央空间。内槽后半部建宽五间、深一间的佛坛，坛上高大的佛像与内槽空间形成和谐而有机的整体。内槽、外槽在体量和高度上的明显差异，很好地突出了佛像的宗教艺术效果，做到结构与艺术的内在统一。

大殿法度精严，结构科学优美，为唐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例证。在宋代建筑规范《营造法式》尚未出台以前近三百年，唐代建筑师已经在大型建筑设计中娴熟地运用“材分”模数制了。佛光寺东大殿实证说明，“唐代确实存在一套以‘材分’为模数，并按一定比例进行外观和室内空间设计的相当完整成熟的设计方法，能够综合解决建筑的使用功能、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问题”，是建筑模数制在宋代继续发展成熟的基础。

佛光寺东大殿在建筑整体结构、细部处理与空间尺度把握上，反映出唐代建筑技术与艺术审美的成熟，并且已经达到较为完善的水平，创造出和谐融洽的建筑风格、宗教氛围与视觉艺术效果。殿内30余尊唐代彩塑、200余尊明代罗汉彩塑、图幅不足1平方米的“魔王捉鬼图”唐代壁画、版门后唐代游人墨书题记，还有记载着大殿修建始末与筹款捐资状况的两座唐代经幢，将历史记载、艺术形象与殿堂的科学结构浑然融为一体，彰显出佛光寺大殿雄浑豪迈、华美规整的唐代建筑风范。

除唐代遗构之外，佛光寺还有一些极具科学艺术价值的建筑珍品。金代建筑文殊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配殿，面阔七间，在结构上运用移柱法与减柱法，大量减少内柱，并使用通长12.1米横跨四间的大内额，营造出十分宽敞的礼佛空间。这种大胆的、科学合理的结构创制，在中国建筑史上极具开创性与典型性。建于北朝的佛光寺祖师塔，精美之致，古韵犹存。寺周星散的几座高僧墓塔，可谓早期古塔在中国发展的“活化石”。

可以说，来到佛光寺，或置身于唐代艺术、宗教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殿堂，或穿行于建筑历史的时空隧道，或叹服于古人建筑创作的寓意匠心，或震撼于古建先哲上下求索的执著精神。中国现存最早的殿堂建筑、寺观壁画、彩塑艺术在此都保留了精美的实物遗存，这些鲜活历史的载体，这些古代科技文明与艺术的见证，何尝不是古人精神理想与设计理念的体现，何尝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写照。

冬日的佛光寺只为虔诚的参访者敞开心扉。记得2005年初的四九时节，我与世界遗产基金的葛亮、杰夫二位来到佛光寺，刚冽劲风卷着半个冬天积雪形成的纤微冰凌，透出千年古刹劲直清刚的气质。从金代遗构文殊殿，到唐代遗构东大殿、魏齐之际的祖师塔，再到寺后山林中的无垢净光塔、解脱禅师塔，极其清醒中尽情地品读记录，无一丝尘嚣与纷扰，仿佛透彻的冰晶替代了空气分子，悠远历史和完美技艺唤起的热情覆盖了所有严冬的寒意。尽管在气候适宜的不同时节我也多次造访佛光寺，但唯有这次在冰寒风冽意境中读出的佛光古刹真谛最令人震撼与回味。但愿还会有佛光寺的冬日体验，而暖冬不至于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