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让我难以忘怀，索性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那是1983年9月1日，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天上午。我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班主任元老师让我们在教室旁的天井里排好队，准备安排座位。我因为年纪较小，个子也相对矮小，而且性格比较“忠厚”，在同学中显得有些不起眼。然而，就在元老师离开的一小会儿功夫，我被一些调皮的同学挤出了队列。元老师回来后，误以为我也是调皮捣蛋的学生，竟然拎起我，腿一扫，让我跪在了地上。他下手没轻没重，我后脑勺着地，瞬间晕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才勉强爬起来。我哭着跑向了父亲的办公室，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们的学校是位于乡里的中心小学，校址设在国宝公祠内，教室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三年级教室旁有一个大天井，铺着大条石。离教室不远就是会议室，穿过会议室就是父亲的办公室。那时，父亲担任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元老师家在县城，可能是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青年教师。
开学第一天的这段经历，对我整个学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元老师教数学，而我的数学成绩竟然考过零分。从三年级升到四年级，我的成绩一塌糊涂，数学不好，语文也罢。我只记得元老师体罚过我，对他的长相却毫无印象。到了四年级，换了新的老师，语文老师是我的父亲，数学老师则是王保生老师。王保生老师很有亲和力，农忙时节，他还会找一些学生到他家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心灵手巧，那时他家里已经使用沼气池发电，而我们家直到1990年才装上电灯。那一年，我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至少是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元老师教了我一年，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是他有一天找我带路。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追求的是同村同村民小组邻居家的姑娘，那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还会在集上做小买卖。我把他带到了那位姑娘家，后来他们结婚了。有可能是调回县城后再结的婚，具体哪年离开、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清楚，毕竟那时我还小，只有八九岁。
这件小事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刻。整整一个学年，我留下的记忆并不多。被体罚后，我出于本能反应去找父亲，并不是去“告状”。我不记得哭着跑到父亲办公室时，他是否在办公室，也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他说过什么。父亲或许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父亲在乡里算是有一定威望的，走在路上经常有人热情地打招呼，称呼他“王老师”或“王主任”，就连我这个小孩子的视角都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那时，我并不清楚父亲有多厉害，只是见过他办公桌上的教师名册，知道不少老师的学历是“高小”，在我眼里，“高小”和“高中”差不多。后来，我在2015年3月写过一篇博文《父亲的教育经历》，对父亲的经历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知。
父亲1942年出生，1950年上小学，1956年小学毕业时，湖坪完小是湖坪乡、万坊乡、罗陂乡三个乡唯一的完小，只有24名毕业生。1956年至1962年，父亲在乐安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56年全县只有乐安中学一所中学，全县只录取了150名学生。到1962年，只有36名同学参加了高考，期间流失了一大半。高考考点设在崇仁县（崇仁、乐安、宜黄三个县共用一个考点）。1962年父亲高中毕业，以顶编代课教师的身份参加工作。1976年奶奶去世后，为了照顾家庭，父亲从罗陂中学调往湖坪中学。那时湖坪乡创办了参陂附中，父亲被附中校长王光增挖去做“把关教师”。1981年，父亲调往湖坪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这一年我刚好上学。其实当时他还可以选择去湖坪中学，但为了更好地兼顾家庭（因为家里还有数亩责任田，除了父亲外，家中其余五口人都是农业户口），他选择了去湖坪中心小学，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父亲在1987年被评为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先后担任过教导主任、辅导站站长、工会主席、书记等职务。在42年的教育生涯中，父亲曾两次被评为抚州地区模范教师（1977年、1987年），被评为县模范教师则有数十次。
我也是父亲的学生之一，他教过我四年级的语文。虽然只教了一年，但对我影响深远。父亲的演讲很有感染力，而且他喜欢表演，上他的课大家都精神抖擞。那一年（1984年）我还有过上台发言的机会（那时湖坪中心小学的学生已有1000多人的规模），这对我胆量的锻炼有着一定的影响。让我终生受益的是，从四年级开始，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至今未曾间断。父亲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挺有出息”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受父亲的影响而改变了命运。我知道有一位董姓学生，1980年代初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后来又上了研究生，发展得很好。他一有机会就会去看望父亲，我小时候还见过他。父亲任辅导站站长期间，鼓励小学老师学习深造，积极为他们提供机会。从1994年开始，湖坪中心小学有许多位小学老师陆续考上了研究生。他们大多是中师的底子，通过奋斗，如今已有好些已经成才成器了。我记得父亲曾写过一篇材料，题为：“源头活水纵深渗，满园桃李向阳开”。
元老师当年大概属于“年轻气盛”，我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被体罚。我的本能反应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事后想想，真的是“冲动是魔鬼”。我想元老师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他教训的小孩是领导家的小孩，或多或少会有些尴尬吧。我不清楚当时后脑勺是否起了大包，但肯定没有出血。如果外伤明显，那就更尴尬了。年轻人手劲大，加上条石铺就的地面，危险性真的不小。在我的受教育经历中，这是唯一一次挨体罚的经历，庆幸没有再次发生。有人问我有没有揍过自己的孩子，我说没有，真的没有。有时候也想教训他，但都克制住了，因为需要考虑“后果”，不管前因如何。
关于体罚学生或教师惩戒权的话题，时不时就会成为社会焦点，引发诸多新闻。如今，我自己也算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同时还是一名学生家长。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这件事真的很难处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过犹不及，除此之外，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算是被摔“惨”了、摔“痛”了，还差点被摔“毁”了，真的有可能变成“脑残”。受伤害的记忆是相对持久的，因为这件小事，我牢牢记住了那位老师的姓名。他教了我一年，但他的课，上了跟没上差不多。我所经历的这件小事，说小就小，说大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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