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平 辑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qinghaosu) and gifts from Chinese medicine
Nature Medicine 17, 1217–1220 (2011) doi:10.1038/nm.2471Published online 11 October 2011
(a) Molecular structure of artemisinin. (b)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artemisinin. Carbon atoms are represented by black balls, hydrogen atoms are blue and oxygen atoms are re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neath the model read Qinghaosu.
Figure 4: Delegates at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the Chemotherapy of Malaria in Beijing in 1981.
Professor Ji Zhongpu (center, first row),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livered the opening remarks to the meeting. The author is in the second row (fourth from the left).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于当地时间2015年10月5日上午11:30（北京时间5日17时30分）揭晓，来自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与来自日本北里大学（北里大学(きたさとだいがく、Kitasato University)的Satoshi ōmura以及爱尔兰的William C. Campbell共同获得了本年度医学奖。屠呦呦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屠呦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她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的一半。另外一半将由Satoshi ōmura和William C. Campbell因为发现了治疗蛔虫寄生虫感染治疗方法而共同分享。William C. Campbell目前在美国麦迪逊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J, USA）。
Youyou Tu
William C. Campbell（1930-）Prize share: 1/4
Satoshi ōmura（1935-）Prize share: 1/4
Youyou Tu（1930-）Prize share: 1/2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15 was divided, one half jointly to William C. Campbell and Satoshi ōmura "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a novel therapy against infections caused by roundworm parasites" and the other half to Youyou Tu "for he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a novel therapy against Malaria".
| 药学专家解读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引发的争议 |
近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再次引发关于中药与西药的口水战：
有人认为此奖意味着中药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扬眉吐气，不再因药理机制不明确、作用成分不明等原因受人诟病；也有人指出，青蒿素的发现是借助了严格的现代化制药手段，现代医学才是最大功臣，中药的“不科学性”依旧存在。
当然也有人指出中西医结合才是从诺奖中应得的启发……
10月7日，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孔令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很多人习惯把化学药物与中药对立起来，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联系，化学药物来源于中药和天然药物，两者治病时起作用的物质基础都是化学成分。
青蒿素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
1971年10月4日，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并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号样品”。该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100%。
那么，屠呦呦提取出来的青蒿素究竟算是中药还是西药？
“现在临床上用的青蒿素大多是它的衍生物，如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珀单酸酯等等。这些都是化学药物，不算是中药。”孔令义解释说，“但是青蒿素本身是从青蒿中提取出来的纯化合物，按照现在执行的中国西药审评办法，从中药中提取得到的天然化合物可以算是中药的一类新药，也可以算做化学药物的一类新药，两条路都能走得通。”
1973年，屠呦呦课题组研发出了青蒿素的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将抗疟的疗效提高了10倍。目前临床使用的都是青蒿素的衍生物，很少直接使用青蒿素，因为纯化合物不溶于水，而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经过了筛选和毒性试验，具有抗疟疗效好、水中溶解度大的特点。
由此可见，青蒿素作为纯化合物既可以算作中药，也可以视为西药。但是，青蒿素的衍生物或者说它的结构修饰物通过了化学反应，不再是纯化合物，而是属于化学药物的范畴，应算西药。
青蒿疗效好为何被“埋没”
虽然，早在1700年前，中医典籍就记载了青蒿治“疟疾寒热”的疗效。并且在中国古代也有直接应用青蒿治疗疟疾的实践。
但是，一个奇特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青蒿确实并未成为广泛使用并被证明有效的抗疟药物。
即便在《本草纲目》出现以后，中国的疟疾肆虐情况依然严重，史书中多有记载，甚至就连清康熙帝1693年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后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抗疟药奎宁的原料)而康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有疟疾病人三千万，当时每年病死有数十万，疟疾位于五大传染病之列。
那么，人们不禁会问：青蒿为何会被“埋没”？
有专家解释，中国历史上多个药典记载了青蒿主治“疟疾寒热”，但都有一个同样问题：没有给出科学的服用方法。
孔令义认为，青蒿成为真正有用的药物，是经历了严格的现代制药流程之后。
当屠呦呦确认青蒿的粗提取物对鼠疟、猴疟原虫抑制率达100%后，一套现代制药流程便启动了。这种“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的优化—生产工艺”的模式，是所有现代正规药物出厂上架前必经的流程。
经过这个流程后所得的青蒿素，无论是治疗效果还是毒副作用都非常明确。而这个过程，与传统的五行相生等中医理论和君臣相佐等中药理论，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专家认为，青蒿素作为世界上新兴的抗疟疾类药物，其发明过程与1820年诞生的老牌抗疟疾药物奎宁，以及阿司匹林、吗啡等药物其实非常相似。其实质都是古人通过经验发现了某些植物具有特定治疗，但只有经过现代方法提取某些有效成分，如同柳树皮中提取阿司匹林、金鸡纳树中提取奎林、罂粟树中提取吗啡一样，当青蒿素从青蒿这种植物中剥离开来，成为疗效和不良反应都十分明确的真正药物时，才能真正意义上造福人类。这也是所有现代药物的研发路径。在这方面，青蒿素可谓给中国的传统药物做出了榜样。（原标题：别吵了，青蒿素既是中药也是西药）
（科技日报南京10月8日电）
青蒿素发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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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领奖。当日，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将其2011年临床研究奖授予81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拉斯克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
青蒿素发现于1972年，时过四十年才被授以国际大奖，原因何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9年统计：全球感染疟疾者多达2.5亿人，将近一百万人因感染疟原虫而死亡。时间和实践充分证明，青蒿素是目前防治疟疾疗效最好的药物，否则2.5亿疟疾感染者中，还会有更多的人丧失生命。
青蒿素出自一种名叫青蒿的小草。此草在中国南、北方通见，真正的贱如草芥，它怎么成了千古疟魔的克星？早在2002年3月8日，记者就曾经采访过这位默默奉献的女科学家。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验室里，屠呦呦详细地讲述了当年她苦斗疟魔的艰难历程。
战场告急
全国搜寻抗疟新药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药学系后，进入直属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生药、炮制入化学等中药研究。1959年，她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两年半后，她成为中、西医药学兼通的医药化学工作者，为她日后研发抗疟新药青蒿素打下了基础。
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方，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万千官兵逃过枪林弹雨，却被疟疾击倒，即使活命者，也丧失了战斗力。
疟疾病原疟原虫是一种真核生物。它潜于雌蚊体内，雌蚊叮人时，它将长梭形孢子随雌蚊口液注入人体。孢子进入人体后随血流前进，首先侵入肝细胞，以肝细胞质为营养，在肝细胞内发育和裂体生殖，然后逸出坏死的肝细胞，钻入红血细胞，再在红细胞内继续生长、裂殖。人体大量红细胞破裂，加之裂殖子代谢物释放到血液里，引起人体一系列生理反应，高热，寒战，贫血，脾肿大，直至死亡。这是一种古老的疾病，蚊虫肆虐处，总有它的魔影，当年罗马大军将近一半的兵马因疟疾死在印度的雨林里。
对付疟疾，原有喹啉类药物。此药临床实用于1947年，初期疗效不错。十几年下来，一些疟原虫对该药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而新药又没跟上，疟疾重新称霸于雨林。
为战胜疟疾，美国投入巨额科研经费，并动员西方各国制药的力量，像研发战争武器那样，为侵越部队研制抗虐的新药。
相比之下，越南军队连一点喹啉类的药物也没有，战争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越南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政府紧急求援，恳求中方派出医疗队，同时帮助解决抗疟药物。当时中越的政治关系是“同志加兄弟”，1964年，毛泽东主席对越方的求援作出批示，周恩来总理随即下令，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的抗疟新药。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立即行动起来。该院科研人员中、西医并进，一是以现有喹啉类西药为基础，力求合成出新药；二是研发中药常山碱。两年下来，两条路皆为死胡同研发西药是西方国家的强项，美英法德比瑞（士）所有大药厂加起来开发不出有效的抗疟西药，基础薄弱的中国想在西药上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再就是选材失误，常山碱被发现毒性太大，不宜使用。
越南战场医疗抢救上频频告急，1967年5月23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就研发抗疟新药问题作出批示，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特设了一个“523办公室”，要求要调动全国的力量，大打一场研发抗疟新药的战役。
一时间，全国广西、云南等七大省市的医药力量被动员起来，无数支小分队深入山林、原野，采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而遗憾的是，中草药试过3200种，仍没有满意的结果，“人海战术”在科技研发上并非有用，科技研发更需要专业上的精英和天才。
临危受命
女专家承担军工重任
1969年1月，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参与抗疟研究的针灸医生，向“523办公室”负责人推荐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是个兼通中西医的人才，研发新药应当去找她。”研发目标久攻不下，“523办公室”求贤若渴，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医研究院。
“文革”期间，凡事必政审。一政审，屠呦呦有“问题”，中医研究院造反派头头儿极力反对说：“屠呦呦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中央布置的军工项目。”“523办公室”两位负责人查阅屠呦呦工作业绩，发现屠呦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3年，就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创出两项成果，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毅然决定起用屠呦呦。
屠呦呦感谢党对她的信任，又听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建的项目，从此一心扑在抗疟的科研上。疟疾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她曾感染过一次间日疟，那是疟疾中最轻的一种，但也把她折磨得够呛。
当时分配给屠呦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寻找新药；二是仍在中药常山碱上做文章，想办法去掉常山碱的毒性，解决服后呕吐的问题。自接任务起，屠呦呦夜以继日地工作，她从历代医籍本草中的有关方药中，从各地地方药志以及对许多老中医的采访中，收集汇总出包括内服、外治、植物、动物和矿物等2000多个治疟方药，然后精选出640个，编成《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办公室”。
然而不知为什么，《疟疾单秘验方集》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屠呦呦等不到下文，只好自己去实践。她从集子里筛选了一批方药做鼠疟的实验，可惜试过一批又一批，效果都不行。其间她也研究过青蒿，这时她已摸到了成功的大门，不幸又失之交臂。古人在古籍中只说青蒿驱疟有效，并未说明青蒿入药的是哪一部位，根，叶，还是茎？更没说哪个地区、哪个季节的青蒿最好用，加之她择取青蒿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是北京药店的现货，因此实验中她看到的是疗效不稳，还有毒性。
至此屠呦呦都有点犹豫了，全国最精尖的科研部门、七省市的同行们试过几千个方药都没成功，自己的科研小组地处北京，药材来源仅限于药店里，能搞出什么结果？这时，屠呦呦被调到海南疟区实验室工作半年。在那里，屠呦呦亲眼目睹了疟魔的猖獗。尤其脑疟，一个壮劳力，病情发作起来立刻被击倒。显微镜下，患者一滴血液中密密麻麻全是疟原虫，临床称之“满天星”。这样的患者很少能够挺过来。想到越南雨林中备受疟魔摧残的越南军民和在那里抗美援越的中国军人，以及世界上生活在疟区中的亿万人口，屠呦呦深感医药工作者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要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然而，从海南回到北京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屠呦呦的工作被迫中断。
1971年，越南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同时国内南方地区也有抗疟的巨大需求。是年年初，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和军事医学院等组织全国抗疟队伍在广州召开抗疟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给会议发来电报，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抗疟药物的力度。全国抗疟的高潮再次掀起。
屠呦呦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她的工作不仅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且允许她组建一个4人的科研小组，加大动物实验的规模。
峰回路转
古籍淘宝挖出惊世良药
这回屠呦呦重整研发的思路。她想，为何历代名医称道的好药，诸如青蒿，今日众人试之却无明显的疗效？她再次埋下头去，重读一本本中医古籍。
一天，当她读到东晋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句话猛然提醒了屠呦呦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当即就想：浸泡、绞汁？干嘛不用水煎呢？是否害怕水煎的高温或酶的作用，破坏了青蒿的疗效？
如此一想，屠呦呦就改用将温度控制在60°C的乙醚冷浸法处理青蒿，然后将提取物注入染有鼠疟的小白鼠，发现对鼠疟的抑制率一下子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结果让屠呦呦非常兴奋，证明低温提取是保障青蒿疗效的一大关键。随后她进一步改用低沸点溶剂处理青蒿，得到的提取物疗效更高更稳。1971年10月4日，即在广州会议后屠呦呦提取到191号（即191次实验）药物样品时，所做的动物实验，惊人地显示出100%的抑制率。屠呦呦和她的科研组小组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青蒿的提取物统统地杀死了鼠疟原虫，那它极可能也是人疟原虫的克星（注：鼠疟和人疟分属不同的疟疾原虫）。
药物的实验必须要反复而又多方面地予以重复。当屠呦呦取来另一批青蒿生药再做实验时，不想疗效却锐减。屠呦呦不得不从生药学的角度仔细地研究青蒿。历经反复实验，最后屠呦呦和她的科研小组发现青蒿药材含抗疟活性的部分是在新鲜的叶片里，而非根、茎部位；最佳的采摘时节是青蒿即将开花的时刻。摸到这些规律后，屠呦呦方知过去人们为什么老在青蒿的门前走弯路？
随后，屠呦呦又把青蒿提取物成功分离成中性和酸性两大部分。后者毒性大，而且还没有抗疟的功能，屠呦呦除掉这一部分，由此也解决了中草药含毒的副作用。在证实了中性部分是青蒿抗疟的有效成分后，屠呦呦又做猴疟的实验，同样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磨难重重
弱女子挺身试药验毒
前进路上，已现曙光，但屠呦呦和其同事的身体健康却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相关部门的指挥有误，实践工作得不到药厂的配合，屠呦呦只好自己动手，从市场上买来7口大缸，在缺乏通风设备的陋室里，用挥发性很强、具有一定毒性的药剂浸泡、提取青蒿的精华。屠呦呦常年工作在那里，污染严重，加之劳累和缺乏营养，不幸得了中毒性肝炎，肝功能曾经坏到蛋白倒置，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可她养病期间，工资还要被扣掉30%。
1972年3月8日，在南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了她的实验结果，全场振奋，有关领导当即要求当年上临床，也就是把药用在人身上。
屠呦呦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满以为胜利在望，不想一连串儿的麻烦在等着她。首先是在屠呦呦中午离开实验室时，实验室内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烧毁很多设备。接着有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声称屠呦呦实验工艺有问题，青蒿提取物有毒，不可用于人类。有人背着屠呦呦，把不知从哪弄来的、带有挥发性的东西喂给猫狗吃，让军代表看猫狗食后抽风的模样，以证实屠呦呦所制药物的危害性。有人还就相信了这种诽谤。
阴谋陷害，恶意攻击，屠呦呦气愤至极。她向院领导、党组织、军代表郑重地立下“军令状”：“有毒？好，我亲身验毒，后果自负。但条件是：一旦证明此药无毒，临床的事情领导必须立即放行，否则就过了当年疟疾发病的季节。”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但也奉劝她慎重。屠呦呦毅然住进医院，勇敢地试服起临床的剂量。她是一个病弱的女子，健康状况欠佳，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为了事业，她不顾一切。
屠呦呦成为青蒿提取物第一位实验者。在其感召下，科研组其他两位同志也做起“自身验毒”的实验，结果全都安然无恙，人们这才无话可说，领导同意新药临床。
如此一番折腾，耽误了赴海南疟区临床实践的时间，等屠呦呦带着她的抗疟药到达海南昌江时，已是1972年8月。
昌江是当时的一大疟区，当地以脑疟为首的恶性疟疾已成不治之症，数日内便能致人死亡。屠呦呦用她的青蒿提取物，60天里对30例疟疾患者做临床观察，其中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既有间日疟，也有恶性脑疟。结果疗效百分之百，用青蒿抗疟的疗法大获成功。
找到良药之后，屠呦呦并未停止工作。上大学时她读西医药专业，她认为必须要用现代的科技方法，查明青蒿提取物中那种有效单体的化学结构，那样才能以化工的手段规模生产。同样是在1972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用当时最先进的“X—衍射法”，帮助屠呦呦确定了其青蒿提取物的立体化学结构：C15H22O5。这个分子式中不含氮（N）元素，这让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其青蒿提取物是完全不同于喹啉类药物的新药，中国医药工作者从祖国的医学宝库中，不仅发掘出一种抗疟的良药，而且还是一个全新的抗疟药，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和创造。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无色针状的晶体，命名为青蒿素。
屠呦呦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屠呦呦，仍是一心一意地研究她的抗疟药。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抗疟的疗效一下子提高了10倍。至此，她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她的重任。
殊荣暮至
一抹浓重的夕阳红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青蒿素确实具备“高效、速效、低毒”三大特点，对间日疟、恶性疟及凶险型脑疟，特别对抗氯喹的恶性疟，均有突出疗效。按说这是中国的知识产权，应予保密或是专利方面的保护。可惜那时人们不懂这些，而且1979年，一个曾在屠呦呦科研综合小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将有关青蒿素的材料连同部分原料，偷偷地拿到国外，泄露给外国的同行。屠呦呦闻讯大吃一惊，他都拿走了什么？一查，发现连青蒿的一些种子都被那人带了出去。
青蒿素的信息泄露到海外，某国一位长期从事抗疟王牌氯喹药研究的科学家闻讯非常震惊。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启国门，这位科学家便以参加某一学术活动的名义，专程到北京，通过有关领导的安排拜见了屠呦呦。此人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顾问，当他在屠呦呦这里证实了这一事实后，他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中国发明了抗疟新药。
抗疟，欧美庞大科研机构多少年来一直头疼的问题，中国人用一种普通的小草就给解决了！1980年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写信给中国有关部门，“提议”在中国举行一个会议，请中国医药学家向世卫组织指派的6名西方医药专家，介绍研发青蒿素的全面情况，并对介绍人员的身份提出具体要求，从而为“探讨疟疾化疗科学工作小组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这些化合物的可能方式”。以今日眼光看，这是一个近似荒唐的“提议”，我们的知识产权，凭什么要全面介绍给你？但在那时，这样的“提议”竟被有关部门同意了。屠呦呦反对没用，当时的人们急于向世界表白自己，显示自己。
1981年10月，国际会议“青蒿素专题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按照有关部门指令，屠呦呦被指定为首席报告人，并被强令要求将最实质性的内容和盘托出。在座的6名医药专家里，凯菲尔德上校是美国某陆军研究院实验治疗学主任，越战时他也在苦苦地研发着抗疟新药，但无结果。这样，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青蒿素，就在毫无保护的状况下流失了。
然而奇怪的是，青蒿素的秘密无偿地提供给全世界，西方一向以竞争见长的制药业反应却很迟钝，似乎并没把这一抗疟的新药放进眼里。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因为西方医药界向来漠视中草药；二是投资新药，势必就要淘汰旧药，旧药的开发经费奖金数十亿，某些旧药对某些疟疾仍有一定的疗效；三是感染疟疾的人群几乎全是贫穷地区的人民，购买力极低，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企业不愿做穷人的生意。此外据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据法国《解放报》透露：当时的世卫组织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北京开过“青蒿素专题报告会”后，委托美国一个亲近军方的医学实验室，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做检验性的“复核鉴定”。冷战时代，美国人习惯用敌对的眼光看待中国，因此在做所谓的“复核鉴定”时，他们竟用一种类似青蒿的植物（据说此植物采集于穿过华盛顿市的波托马克河的河边）替代青蒿，其失败的结论可想而知。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承诺”没有实现，世卫组织的医药专家们对青蒿素的科学性也产生了怀疑。
时间跨入新世纪，2001年欧美八国峰会上，美、英等八国首脑为攻克疟疾、肺结核等世界性传染病，作出向有关基金会捐资13亿美元的决定，这消息立刻吊起了制药商们的胃口，好多药商来华寻求开发抗疟药物的合作。
其实，欧洲一些聪明的药商早已开始悄然行动。比如瑞士一家制药公司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在北京郊区建厂，在青蒿素的基础上生产出抗疟的复方本芴醇，然后在4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法国的一家药厂也与中国某单位合作，生产出青蒿素衍生物药品，然后出口。
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但她没有申请专利，相关技术材料好多部门都有，谁都抢着和外商合作，唯独没有她的事。记者采访她那年，发现她70多岁的人了，依然工作在科研岗位上。她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她说她要终身研究这青蒿。令人心酸的是，她为人类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她所得到的最高奖励是1979年国家发明奖中的一个二等奖，奖金5000元，分到她手中的只有200元。她的发明让很多企业赚得脑满肠肥，而她自己，科研经费有时都没着落。屠呦呦不是没有委屈，但委屈归委屈，她科研的脚步一天也没停止。
美国拉斯克奖是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医学大奖，因其很多获奖者后来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所以称它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众所周知，欧美医学界历来存有肤色歧视，而且排斥中医药，但青蒿素卓越的功效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拉斯克奖的评委们对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将这荣誉授予她。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时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
这份迟到的殊荣，给屠呦呦的人生添上了一抹浓重的夕阳红，也让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的医药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作者：李雅民(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青蒿素重要发现人屠呦呦获阿尔珀特奖
6月4日，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Warren Alpert Prize Foundation）官网宣布，2015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因其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屠呦呦共同获奖的还有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任职的露丝·纳森兹韦格（Ruth S. Nussenzweig）教授和维克多·纳森兹韦格（Victor Nussenzweig）教授。
Warren Alpert Foundation Prize Recipients
| Year | Recipient(s) | Citation | Nationality |
|---|---|---|---|
| 2015 | Ruth S. Nussenzweig and Victor Nussenzweig,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Tu Youyou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 For their pioneering discoveries in chemistry and parasitology, and their personal commitment to translating these discoveries into effective chemotherapeutic and vaccine-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olling malaria[1] |  United States China |
该奖将于2015年10月1日在哈佛医学院举办的专场研讨会上颁发。
沃伦·阿尔珀特奖是由沃伦·阿尔珀特基金会与哈佛大学医学院联合授予的，由已故的慈善家沃伦·阿尔珀特先生于1987年设立，以推动人类在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至今，已有51位科学奖获此殊荣，其中有7位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
屠呦呦是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的重要发现者。沃伦·阿尔珀特基金会网站指出，屠呦呦在疟疾研究的前沿工作了近50年，她的成果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纳森兹韦格夫妇（露丝和维克多）是研究抗疟疫苗的先驱。他们的关键发现是给小鼠注射经过射线处理的疟原虫可诱发其免疫反应，产生了针对疟原虫的活性抗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了疟原虫表面的抗原蛋白CSP。动物研究显示了该蛋白的亚基能够再诱导免疫应答，防止感染分子和肝脏细胞结合，从而保护机体。他们在技术上也有领先的突破，基于该原理的抗疟疫苗目前已由葛兰素史克生产，并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获批上市。
哈佛医学院院长杰弗里·弗莱尔（Jeffrey S. Flier）说：“非常感谢这些能将实验成果转化为临床治疗的研究人员，我深受启发。他们的贡献使医学研究成为治病救人有效的助推器，而非无用的试验场。” 他还说，“今年我们表彰的这三位医学科学家，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如何通过漫长而辛苦的基础生物学研究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死。”
屠呦呦小组最先筛选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有效
20世纪60年代初，美越战争期间，疟疾肆意横行，严重影响到战争形势。为了研究出抗疟特效药，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项目”，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1969年1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简称中药所）的屠呦呦被任命为该研究所参与这项任务的小组组长，时年39岁。
开始，屠呦呦从一些疟疾单秘验方集中筛选了一些药物，主要集中于胡椒，因效果不够好而放弃。1970年初，屠呦呦因另有任务研究工作中断，其组员余亚纲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来协助中药所工作的顾国明一起查阅整理文献，以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汇编的《疟疾专辑》为蓝本并筛选出重点药物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用水煎或乙醇提取，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焦岫卿做鼠疟筛选。据顾国明回忆，青蒿出现过60%～80%的抑制率，而根据焦岫卿的回忆，青蒿素当时对鼠疟的抑制率达90%以上。1970年后期，顾国明调回原单位，余亚纲因其他任务调离523小组，于是中药所的“523任务”处于停滞状态。
屠呦呦做出了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
1971年6月，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原来的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改为由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
在卫生部领导的敦促下，中药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筛选。屠呦呦仍担任组长，并与钟裕蓉等其他组员继续提取了120余种中药，郎林福和刘菊福做动物筛选，未获满意结果。
屠呦呦提出复筛曾经显示效价较高的中药青蒿，后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青蒿，最终在1971年10月4日得到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中性提取物。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药所的代表，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关注。
屠呦呦小组的钟裕蓉第一个分离出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Ⅱ
1972年8月，屠呦呦带队在海南岛观察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组里的其他成员倪慕云、钟裕蓉以及助手崔淑莲在所里进行有效单体的分离。钟裕蓉按文献方法用硅胶柱层析，石油醚 乙醚（后改为石油醚 乙酸乙酯）梯度洗脱，分离乙醚中性提取物。于1972年11月8日，分离得到三种结晶，命名为No1（针晶Ⅰ）、No2（针晶Ⅱ）和No3（结晶Ⅲ）。药理室的叶祖光等人做鼠疟筛选，证实针晶Ⅱ是唯一有抗疟作用的单体，可使疟原虫全部转阴。中药研究所后来将此针晶Ⅱ命名为“青蒿素Ⅱ”，后称青蒿素。
1973年9月，中药所用青蒿素Ⅱ赴海南开展临床试用。一共做了8例临床（恶性疟5例，间日疟3例），虽对间日疟有效，但是未能证明其对恶性疟的治疗效果。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期间，中药所的青蒿素提取工作一直进展不顺，也未能再提取出青蒿素开展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1972年3月参加完南京会议的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回山东后，借鉴中药所的经验，应用乙醚及酒精对山东产的青蒿进行提取，经动物试验，获得较好的抗疟效果并于1972年10月21日向“全国523办公室”作了书面报告。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等人于1973年11月从山东省泰安地区采集的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中提取出7种结晶，其中第5号结晶因抗疟有效命名为“黄花蒿素”。
1972年底，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也得到中药所提取出青蒿粗提物的消息。1973年春节期间，该所的罗泽渊发现“苦蒿”（大头黄花蒿）的乙醚提取物有抗疟效果，复筛后结果一样。后来他们边筛边提取，1973年4月，罗泽渊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并暂时命名为“苦蒿结晶Ⅲ”，后改称为“黄蒿素”。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提供的黄蒿素于1974年下半年在广东中医学院李国桥的临床验证中显示对恶性疟有极佳的疗效。之后，中药所派人向山东以及云南学习青蒿素提取方法和工艺等，并在四川省中药所的帮助下最终提取到大量用于扩大临床验证所需的青蒿素。
在数十个单位数百余位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蒿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成为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完全不同的抗疟新药，后来又在多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开发成功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及其复方等大量有效的一线抗疟药，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这是我国科研团队在当年科研设施落后、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对世界医学的一项重大贡献。
屠呦呦再获国际生物医学奖
需要指出的是，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网站在介绍中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文中称屠呦呦是“523项目”的领导，实际上，该项目由中国政府主持，中国中医研究院是其中的37家参与单位之一，屠呦呦是其下属中药研究所任命的参与该项工作的小组组长，最初的小组成员只有2～3人。
资料显示，1967年5月23日至5月30日，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共同组织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部门以及有关业务领导部门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和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参加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因涉及保密，会议将这一全国协作任务称为“523任务”。
中国中医研究院在1967年承担了“523任务”，中药所2年后参与该项任务，屠呦呦当时被指定为组长，余亚纲为组员。据相关人员回忆，当时他们均为研究实习员（1978年的资料显示已为助理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被耽搁）。
屠呦呦小组后来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在他们小组的工作启发下，全国数家单位共同努力开发出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屠呦呦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最先提取出了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并且初步验证了粗提物对疟疾的效果，在青蒿素的结构测定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并且承担了几个单位协作测定结构之间的沟通与桥梁作用。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疾病研究中心主席Dyann Wirth就此次沃伦·阿尔珀特奖评价道：“如果讨论科学发现的成功转化，青蒿素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项工作是基础研究转化为药物并成功挽救生命的经典案例。”
作为青蒿素研发成果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赞誉，这是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认可。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青蒿素研发做出了贡献的其他科学研究者。
参考文献：
1.张剑方：迟到的报告[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
2.屠呦呦：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M]，北京：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3.吴照华：对青蒿素结构测定工作的回忆，2011-3-16.
4.李明，郝宁：青蒿素背后的故事[J]，生物物理学报，2011，（12）：989-991.
5.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67-1981）.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2004.3.
6.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81-1988）.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2004.3.
7.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青蒿素知识产权争议材料1994 年），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2004.3.
8.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68-1988）.523领导小组与办公室文件.上海523办公室王焕生保存.上海.2004.4.
9.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68-1990）.青蒿素、青蒿素制剂、早期药理、临床、工艺、资源等资料.上海523办公室王焕生保存.上海.2004.4.
10.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青蒿抗疟研究.中药所科技档案编号19861001.
1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青蒿抗疟研究.中药所科技档案编号19861002.
1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青蒿抗疟研究.中药所科技档案编号19861003.
1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青蒿抗疟研究.中药所科技档案编号19861005.
青蒿素：走向世界的中医药（来自“南方日报”）
非洲病人服用青蒿素。资料图片
日前，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Warren Alpert Prize Foundation）官网宣布，将2015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献。屠呦呦是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的重要发现者之一，这一成果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如今在非洲，青蒿素广泛用于疟疾治疗，被誉为“东方神药”，它甚至被用作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时的“国礼”。
一路走来，青蒿素如何从成千上万种中药中脱颖而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曲折？
1、青蒿素前传
金鸡纳霜被发现后成为早期抗疟特效药，但长期使用让疟原虫对昔日“王牌”药（氯喹）产生抗药性，疟疾卷土重来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早在公元前200多年，《黄帝内经》就详述了疟疾症状，古罗马也有相关记载。在民间，疟疾被称为“寒热症”或“打摆子”，发作时寒热交替，苦楚万分，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得了此病，实在是对人体“酷疟”的折磨，故被称为“疟疾”。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与这种“顽疾”作抗争，但始终没有真正将其制服。
17世纪，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当地印第安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磨成粉，竟然可以治疗疟疾。之后，这种“神药”就被带回欧洲，治疗出现转机。
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和卡文图（Caventou），首次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一种抗疟成分奎宁，俗称“金鸡纳霜”。但是，金鸡纳树皮中奎宁的含量仅5%左右，而且来源有限，远不能满足世界各国众多疟疾病人的需要。
于是，科学家开始探索人工合成奎宁。经过漫长的努力，至1944年，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和德林合成了真正的人工奎宁。
但是，作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也存在明显局限性。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宋健平解释，早期使用的奎宁会使患者产生头昏、耳鸣、精神不振、血压下降等不良反应，甚至导致孕妇流产。为此，科学家们对奎宁分子结构进行了“改造”，合成了更有效、低毒的新产品氯喹。
“氯喹刚开始的抗疟效果很好，一直用了近30年。”宋健平说，不幸的是，依据“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疟原虫在与氯喹类药物的长期“较量”中逐渐产生极大的抗药性，使药物失去“特效”。
上世纪60年代起，恶性疟疾“卷土重来”。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方，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有记载，双方因疟疾而病逝的人数甚至远远高过战斗中的死亡人数。美国虽曾以陆军研究院为中心，投入巨资研制新药，但并无结果。越南方面开始求助中国。
2、发现青蒿素
屠呦呦率先发现青蒿提取物对抗鼠疟有效，实现关键性突破；李国桥团队首次系统证实了青蒿素对抗恶性疟疾有效
为了研究出抗疟特效药，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任务”，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一根银针一把草’，这是对中医治病方法的形象概括。‘银针’指的是针灸，而‘草’就是草药。”宋健平说，中国“523任务”中医药协作组也分别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而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
1968年底，李国桥来到云南梁河县一个疟疾多发小山寨。寨子只有20户人家，户户都有疟疾病人，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在李国桥为寨子里的病人开展治疗的过程中，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针灸能否治疗疟疾呢？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国桥决定“以身试法”。他注入病人体内的血液，主动感染恶性疟疾，并用自己的身体进行针灸实验。虽然最终遗憾地证明针灸无效，但病中的李国桥坚持记录感染数据，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留下了宝贵的实验记录，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加入“523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屠呦呦被任命为组长。
“在中药里找抗疟药物无异于大海捞针，因为有名目的中药多达上万种，但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组找到了正确的思路。”宋健平介绍，中药组首先从历代医学典籍中挑选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同时探访民间验方，最终筛选出了一些药物，其中就包括青蒿。
但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不理想—青蒿提取物曾出现过对疟原虫68%的抑制率，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抑制率只有12%。
对青蒿素的研究再遇瓶颈。后来据屠呦呦回忆，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她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否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
屠呦呦开始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并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研究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
随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借鉴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和实验方法，也从黄花蒿中提取出了抗疟有效晶体。
宋健平解释，在植物学范畴里，青蒿和黄花蒿是同属菊科的两种植物，此后定名的青蒿素其实存在于黄花蒿中。“在中医药领域，青蒿和黄花蒿都被统称为青蒿，尤其是在古籍中，‘青蒿’是对铁蒿、青蒿、黄花蒿等植物的统称。”
“起初并不知道仅黄花蒿才含青蒿素，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验证也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宋健平说，抗疟有效晶体被提取出来时，负责“523任务”临床试验的李国桥正在云南疫区开展调查研究，“他当即展开青蒿素临床验证试验，一共做了18例，最终首次系统证实了青蒿素对抗恶性疟疾有效”。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被授予国际级大奖—美国“拉斯卡奖”。获奖后的屠呦呦多次表示：“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3、青蒿素潜力
青蒿素复方已研发到第四代，未来青蒿素有可能在抗癌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药物的研发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也经历着不断改进与创新的过程。
宋健平说，从青蒿素抗疟单体提取出来至今，青蒿素复方的研发已经到了第四代。“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国桥教授就发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和青蒿琥酯等虽然对疟原虫杀灭作用强，却存在半衰期短、依从性差等缺点，具体而言就是药效时间短、服药疗程长、让病人难以坚持。此外，这些药物价格偏高，许多病人买不起。”
李国桥认为这些缺点导致中国青蒿素更加难以在国际推广，便开始着手研发青蒿素新复方。
宋健平介绍，第一代复方包括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伯氨喹和甲氧嘧啶共四种组分；第二代去掉了伯氨喹，“因为它毒性较大，可能导致急性溶血性贫血”；第三代就去掉了甲氧嘧啶，“考虑到它副作用相对比较大”，就只剩下双氢青蒿素和磷酸哌喹，这是比较经典的配方，并且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每一代产品都在优化，效果上也更理想。”宋健平表示，如今的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将双氢换回青蒿素，磷酸哌喹换成碱基，“这样就减少了原料用药，但仍保留了原来的活性成分，24小时服药2次即可。该药已取得包括美国在内3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保护，29个国家的商标注册”。
青蒿素的研究仍未止步。
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外实验证实，青蒿素类药物对白血病、结肠癌、黑色素瘤、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肾癌细胞等均具有明显的抑制和杀伤作用，具有显著的抗瘤活性；并且与其他抗肿瘤药物相比，青蒿素毒副作用较小。
宋健平说，青蒿素类药物很可能成为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抗癌新药，他和研究团队也在对青蒿素的作用机制和抗肿瘤活性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在其他领域，青蒿素类药物也展现出临床价值。日前，据《中国科技报》报道，上海药物研究所针对青蒿素类化合物开展了以免疫调节活性为导向的药物化学与药理学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合成了多系列的新型青蒿素衍生物，并最终确定了马来酸蒿乙醚胺作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1.1类候选新药。该药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即将启动临床研究。
链接——青蒿素外交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疟疾估计导致全球58.4万人死亡，其中90%发生在非洲区域。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派遣医疗队前往非洲进行无偿的医疗支援和疾病防治。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54所医院，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向35个非洲国家提供价值约2亿元人民币的抗疟药品。
为了配合中国援非抗疟项目，加快中国青蒿素在国际上的推广，2006年12月，李国桥和宋健平率队前往非洲科摩罗，实施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防抗疟疾方法分四步：喷杀虫剂；使用杀虫剂浸过的蚊帐；疟疾阳性患者使用青蒿素复方；孕妇使用药物间歇性治疗。“但是这种方案在非洲并不可行，例如，在较原始的森林里，很难对蚊子大面积喷杀；很多地方也不具备挂蚊帐的条件。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全民服药’的方案。”宋健平说。
前后超过220万人次参加青蒿素复方的全民服药，3万多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宋健平给出一组数据：科摩罗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为2154例，与2006年相比，下降了98%，疟疾感染率从142/1000人口（2006年），下降为2.8/1000人口。
这是世界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创新药物帮助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的成功案例。
2013年8月21日，科摩罗联盟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州，为帮助科摩罗清除疟疾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外国教授。
参考文献
黎润红,饶毅,张大庆.“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01∶107-121+93.
李玉超,宋杰,高强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抗肿瘤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2015,12∶1726-1728.
王震元.抗击疟疾—从金鸡纳霜到青蒿素[J].科学24小时,2013,02∶24-26.
医学生漫画阐释“屠呦呦与青蒿素”
作者：陈墨
2015年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北京时间10月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这个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诺奖得主眯起眼、抿着嘴笑起来，“现在弄得满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对于获得诺贝尔奖，老人只用“国外尊重中国的原创发明”一语带过。
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
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就这点儿事，到现在都几十年了。”老太太有点严肃地大声说，仿佛说起一件陈年纠纷。宽敞的大厅里灯火通明，茶几前摆了一排花篮，阳台上是另一排。晚上6点多，忙了一天“接待”的老两口晚饭还没吃。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事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时针指向7点整，一直在房间里忙活的李廷钊终于坐了下来，调大了电视音量。新闻联播第二条就是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满头白发的李廷钊重复着播音员的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听到没有，全面提升。”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
“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
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
“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
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
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
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屠呦呦早年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姜天海
诺奖落京东，青蒿素名。
良药治疟救苍生。
百般艰辛实验难，
医典启明。
协作会战兴，递补相竞。
古方须赖科技成。
埋头干事何顾它，
呦呦晚鸣！
10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为新晋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屠呦呦所题的《浪淘沙·诺奖》一词，道尽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与全国众多科学家为研制全球抗疟药物青蒿素所历经的艰辛。
许多的第一次
屠呦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史上第12位获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女科学家。
“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诺奖，另外也是以中药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屠呦呦等人的工作成功解决了恶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实际上，这对消除疟疾起到世界性影响，也是我国被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首创药物”。
科学研究重视原始创新，特别是诺贝尔奖，更加注重成果的原创性。
“青蒿素是大协作的成果，包括中药、化学、药理甚至临床医学等一大批的工作，但是原创性最强的可能是屠呦呦做的工作。”陈冀胜指出，屠呦呦从几百种中药中去伪取真，并最终在青蒿中用她的方法得到了粗结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虽然很多，也作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我想她的独创性非常好，这可能是她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科学工作现在需要协作，但在此当中也需要有领军人物去做基础工作，做原创工作来推动，这可能非常重要。”
历史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仅有四次颁发给寄生虫学领域的贡献，最后一次是在1928年。时隔87年后，该领域得以重获青睐，主要是因为屠呦呦与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药物科学博士大村智为人类健康福祉、减轻病患痛苦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5日晚间，刚刚摘取诺奖桂冠的屠呦呦向外界表达了她的获奖感言。
迟到的认可
上世纪70年代作出杰出贡献，但出生于1930年的屠呦呦直至85岁这年，才收到这份认可，不可不谓“晚鸣”。回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历史，仅有五位得奖者获奖时为85岁及以上，获奖时最年长的裴顿·劳斯也不过长屠呦呦两岁。
但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却早在上世纪就开始惠及全球每年约2亿的疟疾感染人群，现在，它已经作为联合国指定抗疟药物，广泛用于世界各个角落。仅在非洲，青蒿素每年就可以拯救超过10万人的生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几天前刚刚从医院出院，得知同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同行的屠呦呦获奖，他也为之激动不已。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青蒿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用药历史，但是过去研究得不够，正是通过屠呦呦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把它精制提纯，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中药。”
“它不仅有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应用价值；它既推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推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这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都有重要意义。”李连达表示，“所以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誉，也是她团队的荣誉，也是中国所有医学家的荣誉，也是中国全国人民的荣誉。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表示祝贺。”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基础还不够扎实，先进理论、方法及手段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创新药研发队伍仍有待加强，因此更需要密切结合，协同发展。“应该中西医药各学科各领域团结合作，重实际行动，重实际结果，少作无谓的争论。”李连达说。
原始创新的力量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就与屠呦呦相识。在他的印象中，这位研究中药的女科学家“性格直爽、坦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研究岗位上坚持了很多年，当然青蒿素的工作也有全国很多其他科学家的贡献，包括化学结构、临床应用等等。但最初是屠呦呦的团队提取出青蒿素粗提物。如果没有提取青蒿素，就没有后续这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她是第一步。”陈可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屠呦呦团队所做的工作，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特别是非洲的疟疾病人，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的成就。
同时，陈可冀表示，此次诺奖的颁发亦是对“中药这个伟大宝库的认可，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去挖掘中药的宝库，因此，屠呦呦的这项工作成果意义重大”。
步入耄耋之年，尽管屠呦呦已经退休而且身体时有抱恙，但作为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她，却仍旧坚持在青蒿素研发和临床应用工作的一线。
“屠老师非常和善，我们经常见到她来所里指导工作。”她曾经的同事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道。
诺奖颁布不过三天，全国乃至全球围绕屠呦呦的点赞、膜拜，又或是质疑、反思之声不绝于耳。但作为首位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大陆科学家，她带给国人的不仅是惊喜与感动，更是一种力量，是中国也可以有诺奖级原始创新的力量。
《中国科学报》 (2015-10-08 第1版 要闻)
相关文献：
屠呦呦当院士 她在说
For Intrigue, Malaria Drug Artemisinin Gets the Prize（New York Times）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qinghaosu) and gifts from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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