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沿长江、黄河溯流而上，追寻它们的源头，越往前行，发现它们原是潺潺溪水，涓涓细流，以至于滴滴水珠。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著名的《伏尔塔瓦》，在一开始仅用简单的音符来描绘大河的起源。从哪里开始算是长江，从哪里开始算是黄河？

同样，我们若追溯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或者语言史、文学史，追寻各民族的文化，就会发现，对历史的追溯越是久远，所审视的对象就越是模糊，渐次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之中。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如实正确的反映。古代人类要获取食物，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繁衍，必须要去认识自然。他们的日常生产活动水平虽然极其低下，一开始往往是无意识的活动，科学与技术不分，但毕竟缓慢地取得了进步，因而必然逐步积累了关于自然的正确认识。科学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科学从人类文明的源头走来，萌芽于混沌之中。这样来定义科学的萌芽，有助于揭示原始科学的知识形态。

 

虽然如此，总不见得把长江黄河的各条支流都称作长江或黄河，譬如湘江、汉水、渭河，甚至黄浦江、苏州河都叫做长江黄河。支流毕竟是支流，可以称之为长江黄河的水系，但其本身并不就是长江黄河。

科学史同样。

譬如说火和弓箭。在火和弓箭中有科学。火和弓箭代表了潜在的、凝聚于工具、发明、技艺中的对自然的正确认识。

这类事件往往在一开始起因于偶然发现，尔后便注意到它们的反复发生，从而形成某种潜意识，即主动使之重现，并加以改善，因而其中凝聚有对于自然的正确认识。古人开始使用石器并在以后的年代加以发展的过程即充分说明这一点。古人看到自然界中有“死灰复燃”的现象，于是便在暂不用时以灰压火。在支配古人这一举动的潜意识中，显然隐含着对燃烧现象的正确认识。弓箭的发明也是如此，尖利之物易于戳穿动物的皮，弯曲的树杆会弹起击人或物，等等。青铜的冶炼，“与其说是由于手艺、倒不如说是由于污染（即原料中杂有其他元素），古代冶炼的人才找到了较硬也较好的青铜”[①]，但毕竟其中包含有对若干金属的正确认识。采集者们对农业知识毫无所知，但他们确实知道在何时、何处能找到所需之植物，以及某种植物在什么条件下生长得好等等。即使人类的婚配生育亦复如此，由群内杂交，到按辈划分，再到实行族外婚[②]。这一漫长的过程就是逐步意识到近亲通婚危害的过程。

必须指出，上面所提及的只是一种潜在的知识，至多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片面的，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此的解释可能通往科学，也可能导致谬误或宗教。例如：“箭之前进是由于害怕真空”，以及炼金术之类。

由于面对各种自然环境，因而各个原始部落发展出适合于自己生存繁衍的特定的工具和技能。例如长江流域以木料盖房，西北地区发展出窑洞，地中海希腊等地多用石料等，其中潜在的知识各不相同。即使仅就弓箭而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也不同于南方民族。这类知识的特征是隐性，以及契合于特定的生存环境即嵌入性。前者决定了这类知识的学习必须经历长期的摸索，“做中学”，后者决定此类知识的获得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会作无实际用途的思考，也不具有普遍性，难以交流和共享。

譬如说学蛙鸣以求雨。

“原始宗教的观念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和人的行为难以理解的一种理解，难以讲出道理的一种道理。”“在原始宗教的自然观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是当时自然知识不足的表现，又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知识。”[③]

原始宗教的一个特点是带有浓厚的人的印记。其最古老的形式是图腾崇拜。“图腾”（totem）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奥季布瓦语，意为“他的亲属”，即与本部落有亲属或特殊关系。图腾具有某种神力，部落藉此免除恐惧，受到保佑。

原始人学蛙鸣以求雨，表明“巫术假定自然界中是有规则的，人通过适当的行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去控制自然界”[④]。“模仿性巫术的基础就是相信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生。”[⑤]弗雷泽归结了巫术的两条规律即“相似律”和“接触律”，前者相信自然中存在规律，如蛙鸣与下雨间的联系，后者则表明了控制自然的意图，学蛙鸣以求雨；前者接近于科学，后者则与技术相通。“巫术就这样成了科学的近亲。”[⑥]巫术有时灵验，多半失败，即转而求助神灵。

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是万物有灵论与自然崇拜，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要崇拜的神灵，其中也含有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首先，原始人所崇拜的神灵仍具有自然物的某些属性，如雷神能发出轰鸣与闪光，盐神能带来咸味，风神则来去无踪。古埃及水神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故事则反映了季节循环和植物荣枯的观念[⑦]。其次，在宗教仪式中也含有原始人对自然的某种正确认识。如在山中打猎禁忌喧哗，不然触怒了山神，不会把野兽交出来。鄂伦春人禁忌在火上倒水和用刀、棍在火中乱捣，以免触怒火神，这里包含有保持火种不灭的知识。有些部落在祭祀时要把水道竹槽修理一番，以此博得水神的欢心而使水流畅通，这就完全是实用的形式了。

由此可见，原始宗教在观念与仪式中包含着原始人对自然的某种正确认识。即使错误的部分，大多也是“出于猜测或错误类比的不正确的科学，这在性质上和宗教是完全不同的”[⑧]。“原始宗教将人与自然，已知和未知联为一体，填补了原始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也表现了人们求生存的愿望。由此，原始科学的影子也得到了某种体现。”[⑨]

文学艺术中无疑也有科学的影踪，譬如说普罗米修斯盗火和史前岩画。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涉及技术的起源。普罗米修斯本人是一位能工巧匠，他盗火给人类而受罚，人类因有了火而摆脱上帝自立。在这里，火代表了技术，人因发明技术而不断发展。在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中不乏科学的内容。

史前岩画代表了原始艺术，野牛的生动图像表明原始人拥有某种解剖学和运动学知识，甚至利用岩壁的天然凸凹成功地创造了令人惊讶的三维效果。原始音乐则反映了古人对天籁之声的模仿、理解和抽象。反过来看，古人的科学，特别是技术，充溢着艺术气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的起源即与技术有关，甚至技术操作本身就是艺术，自娱自乐（古代的技术为“技艺”，西方为“art”），给人诗意的享受，具有艺术化的倾向，如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等。需要指出，“对于旧石器的人来说，艺术是一项严肃的事务。它的实际目的显然几乎全然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是希望增加兽类肉食”[⑩]。

火和弓箭,学蛙鸣以求雨,普罗米修斯盗火和史前岩画,这些是科学吗？它们是科学的源泉，是科学“水系”的组成部分，是科学之树的根须，但不是科学之河的主流、干流，不是科学之树的主干。

原始科学的多种形态有两个含义。其一指带有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印记的科学；其二，指属于或“嵌入于”不同部落的科学。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宗教，它们在原始时期并无区别，在主观上，都体现了“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这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1]。这种冲动出于不同目的，由不同途径投射到同一领域，也就是人类的各种活动及由此得到的各种成果。科学表明智慧，技术显示能力，文学艺术蕴涵情感，宗教折射恐惧和祈望，让恐惧释怀，祈望得以实现。这些方面的综合，大致就构成了真善美，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这里仅简略分析了有限的四种，n种意为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原始时期人类活动的所有动机都集中到生存，没有分化。所以，如果说原始科学有n种形态，也可以在同样意义上说原始艺术、原始宗教的n种形态。

居住于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活动，具有不同生存方式，必然形成为部落所特有的隐性知识。在特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他的亲属”自然与众不同，鄂伦春人的巫术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的巫术相去甚远。在古代艺术中，希腊人作品上的线条多为线段，中国人的作品上则喜用曲线。即使乘法表和历法，各地仍有自己的烙印。印度人发明了0，几何学诞生于古埃及人丈量土地的基础之上，如此等等。可以说，在远古时期，有n个部落就有n种科学形态。各部落、各民族的科学与文化都会在人类尔后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些民族的科学乃至文化日后为更多人共享，也就是为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n种科学形态的以上两种含义，前者在于主体向外界的种种投射，它们本是相通的，随人类活动的不断分化而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以至发生科学与文化的对峙；后者在于不同的客观条件，本来“不可通约”，随着部落、民族之间的不断交往，随着嵌入于部落中的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不断抽象、提炼为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共同基础，以及随着对不同客观条件的不断超越而日益趋同，这就是以实验和假说为核心的一整套科学方法，相对严密的科学理论，以及为科学界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

这就是科学的干流、主流，这就是科学这棵大树的主干，为科学界进而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科学”。

中国的阴阳五行、易经，是科学“水系”的组成部分，是长江黄河的源泉之一，并不是主流；是科学之树的树根，在其特定的语境中汲取营养，而不是树干。

所谓科学素质，无疑是指科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科学素质。

眼下的“科学素质”之争，在科学界，是学术之争；但在“有关部门”，则关系到中学之体，涉及到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

（本文主体部分来自笔者《科学与文化的足迹》第一章）

相关专题：《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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