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在与自然的博弈中，足可以与科学技术为伍的还要提及体育。

体育，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公平的竞争，之所以“最公平”，就在于除了棋牌类外，在所有的运动中，自然界总是博弈的一方。体育，不外乎两种博弈，其一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博弈，如更快、更强、更高，其典型就是作为各项运动共同基础的田径运动。其二是人际的博弈，主要是各种球类，在比赛双方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个无言的对各方一视同仁的参与者：自然。其一来自人的外部，如时间与空间、万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其二，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

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时期，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有趣的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更快、更强、更高，”这一点正与IT领域的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也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以往的体育只是单纯依赖体能的提升，现在已经越来越得到科技的支撑，也就是科技与体育联手与自然博弈。

一旦人际博弈建立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规则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此处还可以顺便提及中国古代的“武功”，有点儿像是体育和技艺的杂交。华山论剑，就其在参赛者之间的博弈所制定的规则而言，大概可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提并论。然而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武功修为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难以为他人企及，“功夫”则“精进”至匪夷所思的地步，违背自然规律之怪异武功俯拾皆是，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因而难以重复，更不能演进。

虽然如此，古代切磋武功，在人际的博弈中是较为公平的。其要义在于，以与自然的博弈分高下。就此而言，华山论剑与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然而除此以外，在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的高下之分，在封建王朝主要就是官职大小，这是官本位的由来。体育在不同级别之间一般不发生博弈。而在官场上，在不同官职之间实际上却无时不在“博弈”，这根本不是本来意义的博弈。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要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对错，于是博弈就由胜负转化成带有浓重权力和主观色彩的正确与否。先判定路线错误，“站错了队”，也就取消了博弈资格，甚至在肉体上消灭，即使当年的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

同样重要的是，当人际博弈延续人与自然的博弈之时，生产力便得到发展，当两种博弈脱钩，甚至以官阶和意识形态为主之时，生产力，即使在口头上奉为第一的科技，在实际上也只好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