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变化容易时，对它的需要不能被预测；当变化的需要变得明显时，变化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

肖雷波[i]从时间、知识和权力三方面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时间，将介入的时机尽可能“前移”，这里会涉及创新理论和创新过程的线性或非线性。知识，包括科技哲学、伦理和政治、法律等。最后是权力，涉及行动理论。有必要发展一种在“无知状态”（类似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的决策理论。

通过在网上查找，发现在科技哲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有不少相关成果。例如科林格里奇本人认为，为了克服以其名字命名的困境，技术的发展就需要具有三种根本属性：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可改正性是指将技术过程中一系列决策环节都做成容易改正的。当技术发展出现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改正这些决策来达到克服有害结果的目的。可控制性是指当技术的有害结果在系统中得到反馈后，可以通过控制技术系统来克服技术的有害结果。可选择性是指在技术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应当保持做出各种决策的选择权。当发现技术的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决策的方法来改变技术的有害结果。如果一种技术，具备和获得了这些条件，即使在预先未知技术结果的情况下，也可以由改变技术决策的方法来控制技术，进而达到克服技术有害结果的目标[ii]。对工程决策进行伦理规约也涉及科林格里奇困境。不过，来自工程自身不确定的风险性在决策中可以通过预防原则的确立来消解[iii]。

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讨论涉及技术评估的最新发展，也就是建构性技术评估。其要害在于从事后木已成舟的评估，转为在全过程介入，并且尽可能向上游推移，于是，技术评估，也就在实际上参与到技术的建构之中。

敬请各位网友，特别是身处技术和产业领域者，由自己的亲身体验参与讨论：

什么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本质？

介入的时机是否可能“前移”，是否可能拥有足够的知识，是否可能达成“无知状态”？

科林格里奇本人所提出的“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