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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罗素(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一生成就甚多。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人,后入英国籍,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他先受罗素哲学的影响,后来罗素又受他的影响。
1916年罗素与友人信里说到他“遭到维特根斯坦最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我一生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而且对我此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影响”。同年他还说,“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有一种失败感”。
1930年,罗素在病中读了维氏的草稿的一部分。他写的评审报告的结论是这样说的:“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论是新颖的、极有创见的,而且无疑是重要的。它们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爱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本来愿意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从我已读过的东西来看,我深信他应当有一个机会来把它们完成,因为当其完成时,将不难判明它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看来,凡有创见的著作,就值得支持。是否“正确”,不应是唯一的标准。罗素的评审报告不吹捧,不压抑,评价得当,说话坦诚且有情感,真是大学者本色。 (《新京报》李国涛。日期不详)
人无完人。圣贤皆浮云,“皆尧舜”不过是传说。
大师,不仅是自己的功绩卓著乃至彪炳史册,而且在于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所创建的学说所不同之学说。
有些在文革期间有不当作为者至今回避事实,有些隔行论证粮食亩产者至死“不渝”,这些人,就枉为大师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是承认在特殊语境下的作为不当,还是在语境正常后继续坚持当时的“正确”?是承认自己在学术上有所不逮,还是以不承认而在实际上昭示在人格上的缺陷?拖得时间越长,背的包袱越重。若是“至死不渝”,那就是盖棺定论,实际上是把那臭烘烘的包袱带进了坟墓。
这样的镜子摆在面前,大师或疑似大师怎么就照不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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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7-2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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