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所谓由本体论来理解“底”，在于由历史和逻辑（结构）考察认识过程与所认识对象的关系。

一、历史视角

在上述的“两条道路”中，认识过程的第一条道路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第二条道路则“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因而简要地说，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就是分析和综合。然而历史地看，研究对象并不是一直这样存在着，而是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部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整体的。把认识过程和对象的历史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分析或第一条道路，就是对现存事物发展史的回溯。

以自然科学为例。近代化学始于17世纪。一开始，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机物、矿物、空气和水，认识过程所对应的是自然演化发展的结果和杂乱无章的个体。然后化学在“第一条道路”上逐层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到20世纪初，又发现原子是由核与电子构成。这一认识过程就是沿自然界自身的演化回溯，一直到某个关节点。生物学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从人、动物和植物整体开始解剖，发现他们都是由各种器官构成，到19世纪又发现器官由细胞构成，再追踪到细胞器、核酸和蛋白质，进而发现蛋白质由氨基酸构成，直到1953年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表明生物学的“第一条道路”在从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回溯的道路上走到了达关节点。由此可以看到，认识过程的转折点正对应于对象演化发展的起点。而作为起点，不仅是对象演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而后种种多样性的共同基础。然后认识再回过头来，化学在20 世纪转向，先由量子力学阐明核与电子如何形成原子，30年代后量子化学阐明原子和原子如何形成分子。1953年后，生物学的发展在继续回溯（如人体基因组）的同时力图构建染色体模型，以及阐明生命的本质。在“第二条道路”上，认识过程与对象自身的演化相一致，一直又回到现实之中，同时也逐步认识对象的多样性。化学研究100余种元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千万种化合物，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更是丰富多彩。但现在的个体不再杂乱无章，原子是千万种化合物的共同基础，4种核苷酸的排列组合和遗传密码是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基础。

简言之，对自然的认识先是由对象演化的结果回溯，以揭示其发展的起点和多样性的共同基础，然后再由起点沿着对象的演化过程上升，以在思维中重建其现实的高级形态并认识其全部的多样性。

人类对自身和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如此，从现状开始回溯。这种回溯始于公元前5、6世纪或更早，在中国、希腊、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等处。不过只有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化回溯到了关节点。

所谓“现状”，也就是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都直接源于自然，天人合一。所以传统社会实际上是自然界各种关系的直接延续。文艺复兴运动人的解放，特别是个体的解放回归到社会的基点。

近代之后，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人类真正认识自己的第一步,表明人类从此开始从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认识自身。伏尔泰则宣称，不论是王公还是贵族，五尺来高的人，都必须遵守机械规律。与此同时，亚当·斯密提出“人都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启蒙运动追溯人类在形成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具有固有的内在的善恶感，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同样，自由等也是每个人应享有的自然权利。如同自然科学，这就是对人类历史的回溯，以及由回溯而揭示的人类发展的起点和不同个性之间的共同基础。近代科学、经济学和启蒙运动所达到的另一方面成果,就是破除人际关系中的血缘亲属关系。“同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狭隘的关系相对应的,只能是尚未完全斩断其自然脐带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关系形式”[i]。霍尔巴赫认为，社会是由无社会性的游离的个人“集合而成”，因而是由各个部分所构成的机器，可以“由理性拆卸或安装在一起”[ii]。在传统社会被否定后，人际间的契约关系是在个人本位的社会中，个人间相互关系的起点，然后才有人际关系的全面发展。

这是人类在天人分离之后认识自身和社会的第一步，所认识到的必然是最简单的机械和自然状态；是人类（相对）独立生存的第一步，所实践的必然是作为所有活动基础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人类自身进化的第一步，其原点必然是机器、理性和经济人，是在个人间构建社会的第一步，必然由契约开始。所有这些，既是人类与其自然母腹之间的断奶，同时也成为在否定了传统社会后现代社会发展的起点，成为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现代性的本体论依据。

近代科学、经济人假设，以及启蒙运动所揭示的成果表明,人性的生成过程并非在原始的自然性的基础上直接发展和构建。人性的发展必须经由否定阶段,也就是必须否定原始的自然性和杂多性,达到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在契约下的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以及在自然状态下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个人以及人类发展的起点，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底线，也是不同个性共同拥有和遵守的普遍性。这就是现代性。一旦人类揭示、认识了现代性，也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

现代性只是发展的起点和个性的平台，人类并没有就此停止脚步。一方面在认识和实践中进一步深入地揭示和培育现代性，如在工业技术中形成的技术理性，在流水线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等，并且传播和推广现代性；另一方面则在现代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如对机械论的批判，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单面人”的批判，对“经济人”的批判，等等。所有这些批判从根本上说不是也不可能抛弃现代性，而是意味着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提升和丰富。

自然科学在从“人是机器”这一起点开始认识人自己之后即逐步上升；人是化工厂、人是细胞的王国、人是动物，一直到现代医学模式认识到人是社会中的人。“经济人预设”假定人是合理自利的，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和能力。这并不断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更不是鼓吹人们应当自私自利，而是提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能建立在圣人永善的高调假设上。这一假设又是向上开放的，它只是一种底线设置或低调预期，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推动人性向善的提升，但至少它不会妨碍这种提升，可以禁止抢劫，但决不会妨碍慈善[iii]。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只是人类的起点，在由此起步之后，人类还要构建社会，罗尔斯所提出的目标也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人类还要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继续攀升。这就是提升的含义。

丰富的含义是，一方面现代性为个人的“安身立命”和个人之间的交往设立共同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又向多种不同的价值理想和多样化的生活形态开放。在“无知之幕”和“原初境况”所设定的道德标准——正义的基础上，每个人完全可以结合主体的特点、出身和环境，以及经过主体的努力而走上各异的人生道路，养成不同的个性，选择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成为社会中的强者或弱者。

二、逻辑视角

此处，所谓“逻辑视角”，也就是结构和系统的视角。由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一致性可知，事物现状的逻辑框架和系统结构浓缩了自身的历史演化过程，事物演化的起点也就是该事物逻辑框架和系统结构的基础。

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对象而言，在自然史上核与电子在先，原子和分子在后，那么在结构上，核与电子就是原子和分子的基础；在自然史上小分子以及核酸和蛋白质在先，细胞在后，那么在结构上小分子以及核酸和蛋白质等就是细胞和高等生命的基础。

就学科体系而言，作为逻辑的东西，所对应的历史的东西是认识史和对象自身的发展历史*。从对应于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来看，在旧的化学教科书中，内容的编排一开始是矿物、空气和水，然后是各族元素及化合物，最后才是原子结构；生物学也是如此，老的生物学从生物个体出发，然后是器官、细胞，最后才是DNA和蛋白质。这样的概念体系正与研究对象的演化过程相反。20世纪后，随着化学认识过程的转折，学科的概念体系也发生转折，例如无机化学从氢原子结构，从各种原子轨道开始，然后是各族元素，最后达到对复杂化合物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生物学认识过程的转折，学科体系先是DNA和蛋白质，然后是细胞和各种生命现象。在转折后，学科概念体系的展开转为按研究对象本身的演化过程来进行。在作为整体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如所知，物理学是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又是人类学的基础，等等，这一系列关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正是逐级生成的关系，也就是要素与以其为基础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总之，在经历转折之后，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与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一致[iv]。

同样，也可以从对象和学科体系两方面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

如所知，我们今日所谈论之社会由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或子系统组成，由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原理可知，这三个层面正对应于社会生成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传统社会只是一个笼统的整体，社会基本上没有分化，没有独立的个人，生产和经济活动或者延续习俗，或者处于王权的支配之下，更没有独立的科学和技术；个人的一切活动则都处于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的控制之下。因而既然没有要素，也就谈不上系统。在近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之后，个人本位逐步形成，主体与客体形成对象性关系，天人分离，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代替了情感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逐步独立出来。所有这些——也就是现代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层面和基本要素。

现代性理所当然地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和批判。既然现代性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那么自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攻击（例如卢梭，本文对此不加分析）；既然尚有待发展，必然受到后现代文化的批判，例如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由上分析就可以理解当代种种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社会生成的第一步，既然制度尚未生成，精神尚未提升，整个社会就处于机器的水平，处于“人是机器”、单面人的水平；既然社会作为系统尚未形成，社会与作为其要素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就并无二致，于是人是机器、经济人和单面人，现代文化就是科学文化、工具理性和工业文化乃至走向唯科学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而后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中，对象与学科体系同步提升。20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人类社会的提升，由此现代性作为基础得到前者的指引；以及由于社会系统的生成，由此现代性作为要素得到系统的选择。科学、技术和经济学不再代替、遮蔽或自命为一切，不再把自己等同于整个社会，而是作为基础和要素融入作为系统的社会之中。

从学科体系来看，由上分析可以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后现代主义本来在总体上标志着人类社会和以此为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但如果没有看到现代性作为起点和基础的地位而全面否定现代性，就会使自己丧失地基和共同交往的平台并陷入虚妄的境地，科学中的“索卡尔事件”就是一例。

其二，如何看待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v]，也就是经济学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入侵”，这一点关系到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让我们联想到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在自然科学中，经典物理学研究作为所有其他运动形式基础的基本物理运动，量子力学研究核、电子以及原子的运动方式，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先于分子、生物大分子和生命，在结构上是后者的基础，因而在学科体系中，物理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基础，然而基础并不否认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相对独立性，相反，物理学在进入这些学科时必须经过改造并受到引导。同样，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先于人类的其他活动并作为人类其他活动的基础，因而经济学也必然成为其他学科的基础。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否认其他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不是要取代这些学科，相反，与物理学进入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经济学在进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时也必须经过改造并接受引导。

其三，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性，特别是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理念应该成为出发点和基础。黑格尔曾宣称：“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我们将这句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写为：“在历史上是最初的东西，也必然要成为科学上最初的东西”。

总之，在否定了传统社会之后，经济活动和经济人假设、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个人本位及各项天赋权利，以及彼此间的契约关系，既作为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成为而后社会发展的起点，又作为基本的要素成为社会系统的基础。现代性既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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