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日前所发的进化思潮中的退化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文，梁老师的评论涉及科研的结果和过程之分，前者需得到全世界学术同行的公认，其要义是实验观察的证实，以及逻辑无误，或者说，成果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请见：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什么是非嵌入编码知识）。但是，研究的过程一定是嵌入的，嵌入于各国的研究传统，乃至显示出个人的特色，这种情况在18、9世纪有较为明显的表现，那就是，英国的经验传统，法国的数学喜好，以及德国的哲学情结。

按照库恩的研究，19世纪有多位科学家几乎在同时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而他们的路径则各有千秋。英国的经验传统可以追溯至两个著名的培根。英国科学家焦耳则沿着经验的路线步步走来，水到渠成。德国人迈尔走的是观念领先的路径，居高临下，“推出”定律。因缺乏证据，一度被杂志社退稿。在丹皮尔看来，世界各国，可能只有德国人，即使在开药方时也意识到与宇宙图景有关。当英国人瓦特在实际上“做出”热机，法国人则遵循笛卡尔思维如数学般明晰的传统，卡诺由数学得出卡诺循环。如此等等。还可以研究诸如俄罗斯的研究传统，还有美国、日本、以色列，印度……，当然，还有中国。

古代中国的研究传统显而易见，从研究路径到概念系统，无不浸润了特定传统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涉及这一领域。我感兴趣的是，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特别在19世纪的2、30年代，以及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路径是否，以及怎样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特色是否有助于得出成果，以及是否会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也就是研究传统与研究领域之间，与研究领域特定的发展阶段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等等，这些方面还没有看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关于研究过程的嵌入性，科学哲学的最新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等有很细致的分析，可惜在中国，几乎此路不通。请见“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