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足迹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lvnaiji 邮箱:naijilv@gmail.com

博文

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

已有 5437 次阅读 2009-4-24 23:48 |个人分类:科技|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国特色, 科学技术学

当前,科学技术学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对于这一研究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境遇作一比较是饶有兴味的。本人对于“科学技术学”(还有其他译法)所知甚少,难以就研究的内容加以比较,所以只能就“外围”而言。或许正是这种“外围”的视角,有可能揭示科学技术学的专业研究者所忽视的事物。然后提出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学的建议。

一、中西科学技术学的“外围”比较

所谓“外围”比较大致在以下层面: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及进入的视角、研究界面、研究途径、成果应用,以及社会背景等。

首先,在研究主体上,中西方研究者多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背景,中国的研究者虽可能稍弱,年长者基本具备这一点。但现在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的研究生们有相当比例来自文科,对如实验室研究的理解可能仅限于中学期间的经历。区别或差距还在于多学科的介入与协调上。西方的研究者涵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一状况与当代科学的边界渐次模糊,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日渐彼此渗透相一致。相对而言,中国的学者似乎依旧主要限于从事科学哲学者。诚然,中国的学者可以在学术交流中汲取西方的成果,但若缺乏本土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对等的交流中便显得单薄。即使开展实验室研究,也难以对正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的片言只语和不经意的行为举止有足够的敏感,以揭示种种心理的和社会的影响。

其次,研究界面的差别。此处的“研究界面”指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西方的学术传统历来重视实证研究,由科学哲学推进到属于后现代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学,对案例的解剖更为深入。如果说科学哲学主要是对研究结论即科学理论的分析,那么科学技术学需要深入到科学技术的过程,深入到历史、个案、语境和社会,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复杂关系。于是在科学技术学领域的研究界面上,在中西之间就形成了以下差别。其一,如所知,科学技术学研究需要大量案例,需要从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中汲取营养,形成和验证观点。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研究者得天独厚。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学者虽有个别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获得资料,但在总体上无论资料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与之匹敌。其二,在西方的社会背景下,科研环节相对透明、规范,研究者得以近距离考察从经费申请到结项到应用的全过程,从中发现问题,提炼和验证观点。亚当.斯密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是因为在他的年代,经济活动方从教会、皇权和贵族等的控制下基本上得到独立,亚当.斯密方可能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科研规划、政策和相应的管理部门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模糊的人为因素,甚至难以示人的黑箱操作在相当程度上依然盛行。在科学技术学领域,几乎不可能如西方同行那样展开客观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很难认为中国存在“科学技术学家”。其三,在相当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野外”或“部落”研究的“实验室研究”中,首先需要对象本身即实验室和科学家的开放,允许科学技术学研究者介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学研究者能够顺利进入实验室,他们的工作得到科学家的理解,科学家与之友好相处。然而在中国,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成天守候着一位或几位科学技术学工作者,全过程“零距离”观察科研的日常运行。这样的观察多半会被认为是添乱而不是研究。至今似乎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实验室研究的案例。

第三,研究途径不同,一是经费,二是时间,三是目标。西方的研究者较容易获得经费,拥有相对充裕的研究周期。特别是实验室研究,对于一个具有一定影响的项目来说,科学家要完成从探索性实验到验证性实验的全部过程,通常需要一至二年或更长时间。科学家的研究是开放和难以预期的,而科学技术学研究者在对科学家实验的全过程实行零距离观察之时,更没有确定的目标,对成果的性质和可能影响的大小难以有清晰的预测,结论更为开放。在这三方面,中国研究者的现状与之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一,笔者虽未经统计,但可大致判断,如这样的“实验室研究”的课题难以立项,至少在比例和资助金额上与西方相去甚远。其二,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出资方和研究者双方大多耐不住寂寞,不会忍受在实验室里泡上一至二年去做前途未卜的研究,而会去做一些“效益”更好,目标明确的短平快项目。其三,在课题申报中通常都有这样的栏目:何时在何等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以何标题命名的论文数篇,或出版何种专著。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何以至此!

第四,成果的社会影响和应用有别。在西方,由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首先反过来影响科学技术,影响到选题、决策、科研过程、评价机制等一系列领域。这些成果经某种选择和转换后逐步渗透到教育界,不仅是以科学技术学为专业的系科,而且扩展到理工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不仅是研究生,而且扩展到广大本科生。成果影响的进一步扩展是,科学技术向社会开放。前述实验室研究中,实验室向科学技术学的开放即是一例;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广泛深入的参与。科学技术学研究者直接进入往日神圣的科学技术殿堂,意味着在知识就是权力的背景下权力版图的调整:包括科学技术学研究者在内的公众权力的提升和科学家工程师权力的下降。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应用中,科学技术与社会渐次融合。科学技术学成果这样在西方社会中的应用,如果换到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尚无可能。目前,这些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发表论文,参加会议,以及申报课题、获奖和晋升职称上(不排除科学技术哲学其他领域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如此)。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学社会背景的差异。西方和中国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处于由现代到后现代,后者尚且由传统奔向现代。成果是要交流的,但社会的发展阶段差异甚大,许多疑惑和问题皆由此而生。其一,将西方的研究成果直接或稍作修正便直接用于中国社会,或者于事无补;或者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贸然提出不切实际、不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有可能干扰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其二,西方的后现代研究虽然有解构之势,但因现代性根深蒂固,如建设性后现代科学,以及科学大战中的索卡尔和温伯格等科学家。即使科学技术学的研究者本人,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化之中,现代性从思维方式到日常语言已深入人心,在其研究过程中依然遵循现代性所强调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近距、微观(分形)的现代性研究、解构宏观的现代性[1]。但中国的情况是,现代性尚未奠基,后现代接踵而来。在后现代的思潮中,中国的有些研究者有迷失自我的危险。

二、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

以上分析了中西科学技术学的若干差异,并非旨在否定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学的必要性,相反,由比较凸现了在中国语境下该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同样,上述分析并非否定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学的必要性,相反,不仅是研究成果,而且是要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特别是在其研究的“进路”上全面引进。

随着研究日益进入特定的语境:时间、空间、对象及其关系,特别是随着研究渐次进入人的心理,进入特定的社会环境,必然越来越多地显示其“地方性”。曾几何时,作为科学技术学前身的科学哲学难显特色,所见者或波普尔或劳丹;在提出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之前,特别在更早时期,技术哲学几乎言必称海德格尔,后来则有斯蒂格勒和米切姆等。随着工程哲学的兴起,中国特色随之彰显,产业哲学进一步凸现地域性、民族性,也就是中国特色。这是其学科地位所决定了的。同样,由科学哲学发展到科学技术学,其地方性也日益凸现。强调自然科学之“地方性”的学者是否在同样以及(理应)在更大程度上突出科学技术学的地方性?早在10余年前,于光远先生就希望他所称的“中国的哲学学派”,“不侧重于解决人类社会史发展的根本问题”,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和理论问题。“这个学派的特点必然导致特别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文化建设”,“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需要大量地、不断地,以及随机地从具体的实践中和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汲取和交换营养。

不仅如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学家们还将以来自实践的研究成果反哺、指导实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分支都清晰可见学科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于老强调,科技哲学“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做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在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由科学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对现实的干预愈演愈烈。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论,“本国文学研究有更多的‘承担’——研究者跟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希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在这样的研究的背后有情怀”。

上述比较分析揭示了科学技术学在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这正是中国科学技术学家的责任和“情怀”:其一,扩展学科门类,多学科共同介入。其二,消除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面。如果在科学技术史在整体上暴露中国研究者的先天不足,那么在中国科技史方面,中国的研究者当仁不让。李约瑟已经先行一步,由科学技术学的视角,全面开展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则是当代中国学者的职责。在这一领域,中国的研究者不是先天不足,而是得天独厚。对中国科学技术现实的运作过程和实验室研究更是非我莫属。正是这种责任和当仁不让的立场和态度,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中国科技史的奥秘以启迪后人,以及在一个方面可能使中国现行的科学技术决策和运行过程暴露于公众的视线之下,使之在社会的压力下趋于规范和透明;让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习惯公众零距离的关注,让公众了解科学家的研究方式。其三,改善研究途径,而不是在现行体制下扭曲自身。最后,将成果应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

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学家履行其责任之时,务必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技术学的兴起是西方社会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社会是在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中走向后现代的;中国则处于由传统到现代,以及由现代到后现代两次转型的叠加,“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设立即说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当前的关键依然在于由传统到现代,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确立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春天”的地位,倡导科学理性,弘扬科学精神。任何科学技术学研究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之下进行,这是中国“地方性”科学技术学的根本要求。跟在西方科学技术学后面人云亦云,不仅不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学术地位,而且可能危及中国科学技术进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学与中国现状和发展道路的结合,有可能使中国既实现赶超,又避免现代性本身的弊病。

正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研究中国科技的实际情况和案例,以特殊性丰富普遍性,才可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地位,推进世界科学技术学学术发展。不仅如此,适应中国的发展目标并由中国的现实提炼得出的观点和理论,还将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

顺便指出,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学时具有独特价值。在西方的学术界,几乎所有的概念体系都已打上现代性的印记:客观、抽象、固定,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例如在科学中,质点、刚体、可逆、周期、有序、理想气体、弹性碰撞,等等,然而后现代研究又不得不使用这些概念。如何应用现代性概念来论述后现代观念?已经看到了一系列否定性概念,如不确定、测不准、非线性、对称性破缺、非有序、不可逆……,以及复杂性、混沌、分形、分岔等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概念之编造,语言之晦涩,行文之拗口,令人难以卒读。后现代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复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包容性、渗透性等经现代性的改造有可能焕发青春,进而籍科学技术学之风走向世界。

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具有鲜明的价值观:推进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定的研究对象:由科学技术学的视角揭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科学技术的运行方式;与国际接轨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同时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形成既有具体的实践指向,又得以为国际的学术研究做出独有贡献的科学技术学的中国学派。

 



[1] 他们深入到科学家研究过程的“微观”细节,揭示其间种种非理性因素,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如若停留于此,甚至将此当成整体和全过程,便在一个新的层次重犯了还原论的错误。就此而言,这些可以归为后现代的研究者们看来还不够后现代。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如政治和经济的相似进而相同之处,有助于科学融入文化,但若无视或忽视科学与其他活动的不同点,科学在从其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跌落下来之时,进而丧失了在文化系统中的一席之地,丧失了因其特殊性而对系统整体的贡献,文化本身也将因此而蒙受损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没有走出现代性。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10844-228029.html

上一篇: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新星升起之谜(之二)
下一篇:他/她的一生:从分岔到分岔——人生感悟之二
收藏 IP: .*| 热度|

6 刘立 武夷山 曹聪 邹斌 mqh zhishuiyan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扫一扫,分享此博文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3-29 03:51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