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地理条件是多山、少雨、炎热,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古代统一的大国往往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呢？大河流域。长江、尼罗河、恒河、印度河等等，在大河流域容易形成大国，容易形成中央集权。大河流域往往需要灌溉系统，譬如说都江堰，需要协调很大的地区，譬如说太湖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需要中央出面加以协调。而在希腊容易形成由多个城市如雅典、斯巴达等形成的多个中心，或者说城邦制。当然，大河流域未必中央集权，如西欧，多瑙河流经多少国家，流域的治理也可以实施。

希腊另一个情况就是靠海，靠海有利于航海。同时，海又不是太辽阔。不远处就有许多岛屿，然后是北非的迦太基、埃及，以及小亚细亚半岛和中东两河流域，因而便于通商和文化交流。中国的东部地区也靠海，但岛屿和对岸过于遥远，于是，近海的交流主要在自己人之间，彼此的差异不大，再加上陆路相通，所以必要性也不大。

在航海中，希腊人感受到有一个与自己对立的自然的存在，并非友善，而且捉摸不定，变化莫测，这一点和中国的古代就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代、印度古代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亲切友善的，相对稳定，天人合一。在总体上说，用不着想方设法去对付它，也用不着去利用它。

在航海中，希腊人认定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这句话的另外一面就是有一个独立于存在的人！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不是语言的游戏，天人分离首先意味着人的独立，相对于对象的独立，而且把自然界对象化。这是希腊文化特征的第一点。

第二，商品经济必然形成个人本位。第一点是人作为“类”对自然的独立，第二点是个人对整体和他人的独立。中国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同样必然导致个人本位，个人本位不等于个人主义。个人本位构成对传统集体主义的冲击。

第三点是理性。都说西方文明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理性，中国则是非理性，然而，西方人的理性究竟来自何处？由上面两点可以推出希腊的理性。其一，人的独立。大海如此狂暴，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不了解它背后的东西，我怎样航海呢？因为它狂暴，所以迫使人的成长，人成长的成果就是用理性来认识自然背后的规律，追索现象背后不变的规律和本质，有规律才可以被独立的人所认识。这一点构成了西方文化沿袭至今的基调。其二，个人本位。个人跟个人之间要交往、通商。纯粹的个人主义行不通，必须互相之间达到一致，由个体理性上升到社会理性。理性并不是一个民族天生的东西，是在后天特定的生活样式中形成的。希腊的理性被称之为精神的发现。

第四点，心智取向，向外探索。在向外探索的过程中，第一要务是要探索自然界。这样的心智取向成就了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

最后是价值观：崇尚智慧，知识之上。知识即是美德。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公元431年前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雅典是世界的学校。

由特定的时空背景和自然地理条件，新星冉冉升起。一位朋友在评论中说，这就是“天数”。人之初，性已定。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天数不可违。但是还有后天。各国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就在于克服这种制约，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中国如此，西方世界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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