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笔者已经上传了系列“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中的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和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 一、2.人与自然博弈的策略；二、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以及三（上）、科学之有限和不足：对自然的待解、曲解和不解

“科学之有限和不足：对自然的待解、曲解和不解”聚焦科学，此文侧重技术。

1.技术引发危机的同时性分析

一部分人研发生产出满足自己或另一部分人特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设计人员自己的直觉和偏好），为此在科学提供的知识库中特定地选择若干“原理”进行特定的组合，这就在科学的有限和不足之上又叠加了技术的有限和不足，由此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

其一，生态危机。

所谓“理性的机巧”（黑格尔）。人把自然界当作工具,“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人的理性的狡计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御自然力量，让这些事物去承受那些力量的磋磨，在这些事物背后维护和保存自己” 。

看来单项人畜无害的技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为自然所不能耦合的物质和能量，排放到公共草地，在时空中积淀，必然对自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到头来危及人类自身。

其二，社会危机。在“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之时，“一部分”自然和“另一部分”自然必然各自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因而可以说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地球上的资源和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作为某些人的某些价值的物化，必然会延迟、积压甚至剥夺和侵犯包括后代在内的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和利益。

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只是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刚体”和“弹性碰撞”这样的“理想状态”，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奏效，譬如一次次的气候会议。这是技术本质与人之本性的叠加。

其三，反对自己，造成人的危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产生影响，前者如《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后者如当代的网瘾，游戏致死，还有“奶头乐”和“信息茧房”。技术器官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器官的延伸。人类一旦把越来越多的事项交给技术去做，也就必然或多或少发生自身相应器官的退化。

再者，人自身的需求往往也处于矛盾之中，在满足一项需求之时要牺牲另一部分需求为代价，例如强调多功能带来使用上的不便，甚至构成对人性的侵犯，还有网络与隐私的关系。

上述三项有限和不足分别主要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正好对应于本系列的主旨——人的“三大关系”。

三大危机同时也在相互影响和强化中进一步加剧。

其四，由于技术是一个过程，于是技术的有限和不足便被分割在多个环节中而不被关注。

首先是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消费者只管使用，不知或不顾生产阶段的有限和不足。发达国家使用苹果手机和光伏电池者未必知悉和顾及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富士康曾经的十几连跳和开胸验肺。反过来，被誉为创新者典范已故的乔布斯，在生前也断不会有如今消费者低头一族那样的感受。

其次，随着产业链拉长，有限和不足也就进一步细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发与生产的分离，微笑曲线形象地表现了其间的差别。当研发成为一种创造，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工作就从程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菲尔普斯）。然而，在承接研发的生产阶段，工人从事的却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马克思），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异化劳动，还要消耗资源和承担生态恶化的后果。

有限和不足的细分在表面上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每一环节，每一细节，都会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二氧化碳减排之难可见一斑。

2.技术“有限和不足”的历时性考察

与科学一样，技术也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此处主要分析近代科学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历程（近代之前的技术史另文探讨）。

其一，由简单到复杂，这一点与科学的历程吻合。具体而言，从相应于基本物理运动的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的钟表、热机和电机，经由相应于化学运动的尿素、染料、炸药和各种合成材料，到相应于生命运动的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现在发展到相应于意识运动的会聚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以及人可以沉浸于其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随着技术向高级运动的推进，前述科学的有限和不足也就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对外的生态，以及对内的人，由肉体到灵魂的全身心。

其二，技术日益臻于完善，进而趋于自我进化。

整体而言，任何技术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也是三种类型：工作机、动力机，以及控制-学习机。黄道婆的纺织机是工作机，需要外部动力，人力、畜力或自然力，需要人来操控。工业革命诞生了动力机，20世纪后由自动化技术到柔性化生产的过程标志控制-学习机的发展。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都需要相应的“载体”——材料，这一点在芯片上表现无遗。智能机器人则是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合一。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物联网等的“网罗”之下，形形色色的技术按照某些标准互相兼容，日益倾向于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倾向于自我完善。技术，越来越呈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其一端或许是环环相连提供无限场景的元宇宙及其应用，另一端是背后由人机回圈到机机回圈中不断递进的“互联网大脑”。这就意味着相应的有限和不足具有某种系统性，不仅难以消除，而且自行演化。

其三，人机界面日趋友好。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低下，尚处于机械等基本物理运动水平，人机界面悬殊，人不得不俯就机器而成为机器，在拉美特利是认识，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实践。此时，人对技术的依赖在于其力量、速度和持久之类，技术外在于人；人对技术主要持批判的立场。

随着技术由基本物理运动，经化学运动到生命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推进，越来越趋近于人。一是使用方便，一键式、触摸、选项、线性、默认，还可以恢复，回到“上一步”。一句话，使用者越来越“傻”。然而，在不假思索之际，在随意甚至“任性”和轻而易举的“一键式”，会增加危机的频率、幅度和范围。

科技黑箱及其组合自成体系自行运作，把人排除在外，在一些领域赋予人更多自由之时，在另一些场合剥夺人的自由度和选择权，还可能失控而引发灾难。

二是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由生理上升并影响到心理需求层面，如游戏、各种社交平台，以及虚拟现实技术。人对机如胶似漆，越来越难以割舍，智能手机造就低头一族，极端便是网瘾。信息茧房之作茧自缚，让坐井观天之喻黯然失色。

三是内在，如谷歌眼镜等可穿戴设备、触摸屏，植入人体的芯片，以及基因治疗等，人与机不离不弃。正在到来的6G时代，基于通感一体，基于无感感知技术。人机界面在走向“友好”的同时也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广义的说，人机界面友好中的人既是个人，也是整个社会；“机”既是单件商品，是一个苹果手机，也是庞大的技术、工程和产业体系。一项技术从酝酿、立项、投产、商品化（品牌）、消费，以及售后服务；从一产的资源开采，随后的提炼加工，经二产制造业，以及三产服务业、环保，还要有金融业亦步亦趋，以及多少可行性和伦理等决策论证，整合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在消费环节，又有多少人和组织把自己的存在、运行和发展建立在各种技术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但绝不可能把技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技术的社会化或社会建构，也就是社会的技术化和技术建构。一项技术，当它被称为“技术”之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与孕育和应用它的社会融为一体。

技术与人捆绑在一起。人在推进和依赖技术的同时也就植入了技术的基因，拥抱了技术的有限和不足。嵌入人生和社会的科技黑箱同时也绑定了一旦损坏和缺失带来的损失，绑定了在知或不知情时受他人的支配。

3.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的特征：不对称。

利，立竿见影，清晰可见，就是在此时此地的此人，是乔布斯、马斯克本人，或是苹果产品和特斯拉的消费者获利；而弊，来日方长，难以预料南美蝴蝶的翅膀在何时何处引发何种风暴，不知何时何地，有限和不足会以何种方式降临到哪一部分人的身上。虽然“公众参与”，但没有事到临头，没有在此情此景之下，没有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依然难以感知，更难以判断；再说，利是自己的，而弊则与己无关，或者大伙共同承担。

还有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一项技术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当负面后果显现时，技术却常常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化，以至于对后果的纠错或弥补十分困难。

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改变容易时，还不能预测到后果；当后果变得明显时，改变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上文“人机界面友好”部分已经给出了“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缘由。

站在这一视角，对于一项新的技术及其有限和不足而言，“先发展后治理”大概是人类只能接受的路径。

技术（因而也就是社会）的发展注定不是直线，也未必是波浪式或螺旋形，而是在普里戈金的分岔图上由一个分岔走向另一个分岔，技术走过的足迹则成为“技术树”或“科技树”。

在这些缘由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哲学原理：时间不可逆。

科技树的点亮时间、点亮顺序，会对人类世界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它几乎是一种不受控的力量，无人能够预测。更难以预测，点亮科技树的某一个分支，会把人类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天地。没有人知道，那个新天地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

站在上帝视角，也许有一种完美的科技树，按照某个顺序逐次点亮，最大地避开人类的弱点，激发人性的优点，可以把人类社会带入一片光明的福地。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正确的顺序”是什么。我们只能祈祷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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