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集成于科技黑箱中的不仅是科技知识,而且是调集资源时所涉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供给方的价值观和对需求方价值观的理解。
前述中广核事例,在另一角度看,实际上也是中广核因中西价值观冲突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体》问世之后,其中的不少名言名句不胫而走,诸如“黑暗森林”、“毁灭你与你何干”等等,“降维攻击”也是其中之一。一时间,各行各业,甚至爱情也“降维攻击”。
中美关系,由以往意识形态纷争,到贸易战,再到以“中兴事件”为标志的技术战,在川普的运作下,构成了相对完整的“降维”过程。
1.阶梯与“维”
上文述及人工自然纵向的生态关系。在一般的意义上,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中都存在有“阶梯”:“世界1”自然界的量子阶梯,“世界3”的知识阶梯,以及“世界2”人的需求层次。三个世界中的阶梯由低层到高层,显示出规律性变化。可以以人的需求层次为例简单说明。
其一,上向因果关系,低层是高层的基础,;下向因果关系,高层制约和引导低层。首先是生理需求,然后才有心理需求;心理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引导生理需求。
其二,在空间上。低层单一对称刚性封闭,属于“低维”;高层复杂柔性开放,相应于“高维”。
人的生存需要彼此雷同,因而才可能有“食品标准”,而作为自然演化的最高产物,心理需求则各具千秋。人对水和空气的需求是强制的,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高层需求则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和可塑性,必须处于开放的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更大影响。
其三,在时间上。低层稳定不变,高层变动不居;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上,低层在较大程度上由在先的因素所确定,受制于因果决定论或上向因果关系,因而在“行为”(广义)上更多地表现为必然性和一致性。高层在较大程度上受各种目标(和环境)的影响,受未来因素的影响,在下向因果关系或“目的引导论”的作用下,行为更多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在个人的需求层次,低层,食色数万年来没有大的变化,生存需求“由不得你”;高层易变,受各异的价值观引导,人因其自己有目的的行为塑造自身。
其四,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低层的结构对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高层,功能对结构的反作用增强,用进废退。
2.降维攻击
技术、贸易和意识形态,大致构成了由低到高的阶梯,前者低维,后者高维。
意识形态的纷争在高维,嵌入于各自特定的语境之中。市场经济、民主,等等,都可以在前面再加上限制词,争论数百年未有定论。从“意识形态终结”到“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之争何尝有过一天“终结”?
特朗普抛弃意识形态,直奔商业而去:贸易战。这就是“降维”。贸易关系较之高维的意识形态简单多了。只要遵守WTO的规则,均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下场竞技,参与国际贸易,加入全球产业链。
然而,规则总有漏洞,一方遵守规则,另一方“扛着小锄挖墙脚”[i],贸易即难以持久,以至于多国打算另立规则,另起TPP(眼下是CPTPP)的炉灶。中兴事件,意味着由贸易继续降维,直至技术层面。干脆回到“粗鄙野蛮的物质时代”[ii],来一场技术战,硬碰硬,实打实。没有任何回旋或弄虚作假的余地。郭台铭在技术战之初即已看到[iii]:贸易战将落幕,但科技战即将开始。日韩关系近日之摩擦亦复如此。既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各执一词,那就干脆从刚性的技术,从原材料上入手。
包括芯片在内的“人工自然”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形形色色人工自然物的集成,就构成了“人工自然生态”。在此意义上,所谓“技术战”,就是个别国家或组织,利用其对人工自然生态某个或某些环节的掌控,通过攻击受此环节影响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最终影响赖以生存而又无从选择的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处不讨论技术战的正当性)
3.升维以对
中国,站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依然必须直面在科技和产业等领域的差距。
其一,中国在以往的一路追赶中,科技领域的前方有明确的学习和赶超目标,通过引进等途径得以突飞猛进。然而,当需要原始创新,自己要判断方向,在试错中迈出正确的第一步,则更多需要由下而上的自组织。于是,以往的顶层设计、规划、政策,由上而下的他组织,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此还将触动某些原有利益集团的奶酪。
其二,在相对纯粹的研究领域,如个别科学前沿、技术的研发阶段,可以少数人动脑和在实验室条件下做,以及少数可以动用举国之力的军工领域等。然而,前者尚未与市场接轨,“产”与“学研”“两张皮”的问题或多或少依然存在;后者无需面对市场,至今基本上不是市场经济,甚至可以说是“后计划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在技术的产业化阶段,在需要直接连接市场的环节和广泛面向市场的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鸿沟;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待理顺。中国在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至今不到30年,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更大范围,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扭曲与干扰,对资源调集和人心的扭曲与干扰,致使科技产业化缺血(人才与资本)。已经有大量事实说明这一点。
其三,国家层面扭曲的分配机制,导致个人层面浮躁、投机、短平快与一夜暴富的心理。且不说演艺界,互联网+所引发的种种商业模式,在1到100的途中,若干名人,以故弄玄虚之词,惊世骇俗之语,多少人卷入其中,一个模式接着一个模式,乐此不疲,都想成为“风口的猪”。共享某某,在中国语境中,耗费了多少资源、精力和梦想。与此同时,关键的一步,从0到1,乏人问津。当他国抽掉梯子底层的“0到1”,上面纵然有百级千级,终究只是“砂器”。
其四,继续深入挖掘就涉及到教育,以及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看似“低维”的技术战,实际上处处通往高维。沿技术层上升,先是制度,包括自由研讨、公平辩论和开放交流的大学与科研制度,公用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制度,也包括知识产权制度。重要的是“正当的行为规则”(哈耶克),不针对任何具体目的,抽象,普适,具有一般公正性,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环境[iv]。
在制度层之上是价值观。数千年官本位,转向市场经济后又叠加了钱本位,然而知识和人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位于高层的价值观,不仅关系到本国技术的发展,原始创新及其产业化,也关系到全球化中的技术战。价值观层面的沟通,关系到需求方对于科技黑箱及其背后供给方的信任。前述中广核与英方的技术贸易,由于信用与信任差异,导致中广核因非技术的原因而放弃控制系统和不参与运营,放弃合法所得。从根本上说,技术战的消解,在于以供给方的诚信,换取需求方的信任,价值观架起诚信与信任的桥梁。
技术上的比拼,涉及到技术背后的主体,是企业还是国家。如果说企业,一般来说关注的是相对低维的事项,以及涉及一家或数家企业,譬如中兴、华为,顶多扩展到行业;而国家,必然涉及高维,如价值观等,由此关系到成千上万家公司,乃至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这就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
中国以GDP为核心经济数据,以财富评估个人与公司的价值,房地产、基建在其中的权重很大。但是在技术战争的逻辑下,房地产之类就显得毫无意义,整个评估体系需要完全改写[v]。
技术战,难道仅仅是“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与“升维”相反的事例是,成立于2012年初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与限于在中国发展的两大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不同,“字节跳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尽量不表明是中国企业。任正非也有类似的表述。
在商言商,降维攻击,降维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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