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至于中国的学术界，笔者赞同“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还需要大力地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访谈录）

虽然尚有人争辩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源于西方恐无争议。科学传入中国虽历经数个世纪，但所传入的主要是其成果结论，或者说是”两条道路”上“最贴近的规定”，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在第一条道路的“路上”所孕育和培育，同时也是第一条道路所必需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最缺少的正是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传统社会所竭力抵制的也是这二者。从19世纪末的船坚炮利到今日之唯GDP主义，一脉相承的是“用”而不要“体”。当然也有五四运动和科玄之争的推进，但或软弱无力，或半途而废，残存的些许精髓也早已在岁月的流逝和起伏的波澜中远去。

与此同时，科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已经沿着固有的轨迹转向第二条道路。中国依然是接过最终的果实，将其栽培到中国的语境之中，所走的主要也是第二条道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身处全球化时代，不仅有经济上的竞争与互补，而且有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共享。世界各国位于两条道路及各个阶段的知识，以及处于不同“阶”（如“一阶”的科学与“二阶”的科学哲学）的知识，置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的“地方”之中，必然发生形形色色的“冲撞”。

科学哲学传入中国迂回曲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回归正常之时已是20世纪末[i]，对科学哲学之第一条道路的理解和把握未及深入——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没有作为科学哲学第一条道路之对象的处于第一条道路的科学，然而科学哲学在西方的第二条道路，“另类科学哲学”已然展开。

在此冲撞中，相对于缺失发展过程中第一条道路，特别是缺失其中精髓——科学精神——的中国，“先知先觉”地遭遇了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知晓了由第一条道路所达至的最贴近的规定之不足甚至“原罪”[ii]。这样的“后发优势”遮蔽了中国的先天不足。中国的学者们亦步亦趋，在缺乏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中华大地上着力批判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批判技术理性[iii]。

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严重的缺失，引发了科学、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在当前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特殊情况本应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研究对象，并由此造就科学哲学的中国学派。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元老于光远先生在多年前就呼吁和期盼这样的中国学派[iv]。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尚未成为现实。

中国的科学哲学界，在相当程度上是跟随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二条道路，通往越来越狭窄的地方性的细枝末节，而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的一枝一叶。中国的学者，在认同西方关于知识的“地方性”的同时，没有“建构”和发展出具有中国地方性的科学哲学。

当中国的经济如此高速发展，GDP高居世界第二，同时也暴露出生态、社会，以及人的心灵上的种种问题之时，发展出与之相匹配以及以此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科技哲学界所肩负的重任，并助推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就是以自身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普遍性，为世界的学术研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v]。这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的科技哲学界所面对的另一项挑战和机遇就是初露端倪的“新的哲学理想”或“新科学”。如同当年的王选，当西方学术界在发散之路的细枝末节上纠结和“彷徨”之时，中国有可能实现跨越。这种可能不仅建立于在“两条道路”的视野下对科学和哲学发展态势的判断，而且还在于类似自然界所存在的“隧道效应”。漫长的传统社会固然是现代化否定的对象，但其中蕴藏着无穷的珍宝，尤其是更为原始的“前儒家”时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经由批判的吸收，或可成为新的哲学思维和新科学的一个源泉。

厘清科学和科学哲学发展过程的两条道路，认清当前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在两条道路上所处的位置，结合特定的中国语境，以及关注和进入二阶科学领域，以领风气之先，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i] 易显飞，试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哲学研究2013,9,122-126（122）

[ii] 蒋劲松，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观念的负面影响，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2

[iii] 参见吕乃基，技术理性在中国—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 东北大学学报2011，6，471-476

[iv] 于光远 .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M].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1996，(12)

[v] 参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