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一直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令人着迷：理性，还是信仰；真，还是善与美？

就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刘青峰认为，中世纪末期宗教压制产生否定性放大作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宗教对科学的迫害众所周知，然而科学却并未因此而停止，烧死布鲁诺的熊熊烈火点燃了科学这座火山，而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使宗教的十字架化为灰烬。宗教的压制反而加速了科学的传播与发展，这是宗教审判者们所始料不及的，这就是所谓“否定性放大”。

否定性放大的发生需有以下条件：包容者（宗教）需要把被包容者（科学）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同时，包容者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这样，科学，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必然随着包容者的或扬或抑而为社会所知，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西欧处于中世纪之时，阿拉伯人在科学上取得不少成果，例如关于血液小循环的认识。当时阿拉伯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关心这些成果，这些成果并未得到传播，直至后来欧洲人再次发现。

其次，否定性放大作用唯有发生于宗教也就是“包容者”本身式微之时。在其强盛的情况下，任何反叛一概予以扼杀，根本谈不上什么“放大”。由罗吉尔.培根（约1214-1293）与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命运可见一斑。这两位培根的学说相近，均持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前一位处于宗教强盛时期，在狱中度过余生。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1969年张志新入狱至1975年遇害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前者在文革鼎盛时期，后者已是文革末期。

第三，否定性放大还源于人的逆反心理。人们倾向于关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所言不一样的事情。舆论越是一律，小道消息越是横行。由此或许可以反过来测试社会的民主化程度。逆反心理既是创新的源泉，也具有破坏性，有待提升其中的建设性。

最后，从根本上说，之所以得以“放大”，在于包容与被包容者，前者日薄西山，而后者如旭日东升。否则，即使一时得以放大，也不会长久与蔚然成风。

就科学兴起与宗教衰落的关系而言，传统认为科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反宗教，进而把科学的兴起当作宗教衰落的终极原因，由上述分析来看，这一见解实际上本末倒置。宗教的衰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演变的结果，科学在宗教的衰落时成长，在宗教对它的否定中得到放大，因而是宗教衰落的结果之一。当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加深了宗教的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说，宗教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宗教的重生，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