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不仅是对20世纪基础科学发展的总结，同时也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希腊以来科学史的总结。

20世纪基础科学具有以下特点：抽象化与具体化、社会化、一体化和历史化。  

200年前，伏尔泰曾为妇女写过普及牛顿力学的小册子。尔今，能看懂超引力理论者即使在科学家，甚至在物理学家中也寥若晨星。历来摇试管看结构式的化学家在计算机房里度过越来越多的时光。毕业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生物学家不得不去学习一向敬而远之的物理公式和数学理论。公式、符号逐步代替生态学中的图解。就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也令人想起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训令：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抽象化。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纯粹抽象的数学却从抽象到具体，逐步在各门学科中得到应用。相对论的建立过程即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群论在基本粒子物理、量子化学，李代数在计算科学，拓扑学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应用。具体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些日常语言重新回到科学的概念体系之中，如“弱力”、“强力”，还有“混沌”等，在生命科学中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与19世纪的科学相比较，20世纪的科学显示社会化趋势。19世纪科学主要是小科学；20世纪的科学则要满足社会需要。雷达、计算机、青霉素和原子弹与两次大战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已经高度体制化，科学成果为社会所用。这就是“大科学”。有趣的是，美国当前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如探索木星、宇宙大爆炸等，眼下未必为社会所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显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协调，因而显示了小科学与大科学的结合。

一体化是20世纪基础科学发展的第三个特点。一体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门学科在研究中日益贯穿整体观点，二是各门学科趋于形成统一的整体，三是出现横断学科。我们看到，物理学正在追求统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在化学中，强调分子为一个整体的分子轨道理论受到更多的重视，显示出更大的发展潜力；在生物学中，由离体的研究推进到体内的研究，由只从DNA晶体的结构出发来解释生命现象，转为将其置于细胞内并考虑到众多小分子的协同作用；在地质学，由大陆漂移说与海底扩张说的综合而形成板块理论，还有比较地质学；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由个体发展到群体，由局部区域扩大到全球范围。各门学科都要求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下来考察自己的研究领域。

一体化的主要标志是，各门学科趋于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近代科学兴起后即发生知识的分化，到19世纪开始出现学科的渗透，并在20世纪愈演愈烈。渗透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垂直”方向的渗透。在前面的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物理学向化学渗透、化学向生物学渗透、生物学又向心理学和人类学渗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在量子阶梯正处于由低到高相邻的序列，其中任何一种对象由更低层次的物质组成，它本身又成为较高层次物质的组成成分。这一点即是此类渗透的本体论依据，同时也说明了“垂直”之含义。普朗克曾精辟提出：“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难道这仅仅是臆想吗？”显然，这不是臆想而是科学的预言，这一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渗透的第二种形式是，研究对象本身存在多种联系，如天体物理学、宇宙学和基本粒子物理的关系。第三种形式是围绕某一研究课题将各门学科组织起来，从不同侧面研究同一事物，以获得全面深刻的知识如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学科间的渗透是本世纪科学走向一体化的主要标志。

一体化的又一表现是强调整体的横断学科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出现。横断学科不属于任何经典领域，没有特定研究对象，适用于一切学科。

总之，当代基础科学正在走向一体化。

一体化说到底是历史化。同样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一点，各门学科研究中贯穿以历史的观点；各门学科连结成历史的延续体，共同揭示由宇宙大爆炸到人类的自然界演化的全过程，以及出现以探索自然界演化普遍规律的“纵贯”学科。

20世纪来，“进化”逐步成为科学家信奉的信念。在物理学中有对宇宙起源、恒星起源、元素起源的研究，在化学中，以研究过程为对象的化学动力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地质学家发现，只有在理解地球起源与演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各种地质现象；生物学家呼吁，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生命起源问题。

科学家们逐步觉察到，各门科学正在研究时间相续的自然界演化的各个阶段，自然科学整体正在成为历史的延续体。基本粒子物理学、极早期宇宙学和超引力理论正在研究宇宙起源和物质的生成。量子味动和色动力学、核物理力图说明由夸克一直到形成核的过程，量子力学阐明由核与电子形成原子的机制。地质学旨在揭示地球的起源及尔后的演变。量子化学、星际化学进而探索在地球上与宇宙空间原子与原子形成分子的过程和机理。目前，对生命起源的研究则试图锻造由无生命的化学分子到生物大分子到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的环节。尔后，进化论研究生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同时，生态学考察目前生态的由来与演变。人类学随后讨论人类的起源。皮亚杰由研究儿童的心理发生探讨意识的起源，列维—布留尔则以他的《原始思维》揭示同一问题。

由宇宙学……经化学、生物学……心理学而进入社会科学，由一门学科到另一门学科的过渡，不仅将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连结成一整体以说明自然界的统一性，而且再现了宇宙演化至今的各个阶段，并将它们联结起来以反映自然界完整的演化过程。科学不仅在空间展现自然界的存在，而且在时间上揭示自然界的演化过程。这是历史化特征最重要的标志。

近些年来，新三论，即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以及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渐次形成，其影响波及整个科学领域。如果说前述横断学科旨在把对象、把整个自然从存在的角度理解为统一的整体，那么这些“纵贯”学科则从历史的、发展的、演化的角度来考察对象，把自然界理解为过程。新三论的目标是研究对象由无序到有序（及相反）的过程、动力和机制。；简言之，是研究自然界的自组织过程；或者更简要更确切地说，研究自然过程。

古人设想从始基出发经演化形成万物，古代自然哲学到20世纪正在成为科学的理论。19世纪未竟的编织自然现象之网和追溯自然史以及统一二者的努力，正由现代人加以完成。存在着的自然界和演化着的自然界合二为一。

存在与演化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通过存在揭示演化，通过演化理解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演化比存在更深刻、更本质。普里高津的名言“从存在到演化”，所揭示的正是20世纪基础科学的研究特点。

20世纪基础科学的历史化告诉我们，由一门学科到另一门学科的过渡，全部科学正在揭示一部自然界演化发展的宏伟历史。目前，在科学的链条上还有多处环节没有沟通，例如从宇宙起源到夸克形成、生命起源等，这正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前沿。科学家们正在合力锻造这些环节，以使科学成为进化的延续体。科学的历史化还告诉我们，既然科学以自然界的演化史为对象，那么各门学科即以自然史中的某一阶段为对象，因而科学分类的依据既不是通常理解的按对象由简单到复杂排列，也不是如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发展阶段，而是自然界演化过程的各个阶段。最后，科学的历史化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界发展到人后，人类又组成社会，自然科学也必定要与社会科学联结成一进化的延续的统一体。确实，当今的社会科学已经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组织理论的巨大影响。

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学正在朝古代自然哲学作辩证的复归。

可以从多种角度讨论辩证的复归。例如通常所理解的“合—分—合”，即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由原始的混沌的统一——自然哲学包罗万象的体系，经近代分门别类的研究，复归于今日科学的一体化。这是在新的水平上的合，是有了具体内容的合。“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与此相关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自古至今也经历了相应的过程，即由原始的综合经由近代的分析再到现代辩证的综合。

辩证的复归更重要的含义是，认识的发展由与自然的演化方向一致经相反再到一致。古代自然哲学不仅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而且是变化发展的过程。自然哲学可以归结为“始演化说”即说明了这一点。由始基演化生成越来越复杂的物质、生物，直至人类。古代的自然哲学在总体上与自然界的演化史相一致。

近代科学兴起，科学家不再从虚构的始基出发然后由思辨形成万物，而是面对现存的事物，面对感官直接所及的物体，如动植物、岩石、大地、水、气、天上的星体等，这实际上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科学的发展中，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开始研究人体和动植物的内部器官，到19世纪一直深入到细胞和细胞核。化学开始探索诸如矿物、水、气等物质的内部组成，19世纪初提出了原子——分子论并进一步推测原子的组成成分。天文学则发现天体也由核素组成。地质学探索现今岩石的成因或由来，如此等等。各门学科实际上以自然界演化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存在物为它们各自的历史出发点。这些学科的研究、历史的展开即是沿自然界演化发展相反的方向上溯。

科学前进的方向如此，相应地，科学的内容、科学的规律也是对自然史的相反过程的描述与反映。如人类、动植物由种种器官、各个部分组成，器官由细胞组成，细胞由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以至蛋白质与核酸等组成，矿物、水等由分子组成，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等等。例如旧的化学教科书的逻辑体系是，一开始是水和空气，随后是各族元素及其化合物，最后才是原子结构，生物学教科书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内容反映了自然史的逆过程，表达方式的总的特点是：对象A由a、b、c……组成。然而对a、b、c……如何形成A则不能回答，或只能猜测设想，如化学中的亲合力，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中的进化思想；或如化学中在实践中由a、b、c……得到了A，但不能从理性上说明。物理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20世纪前主要研究力，实质上是不考虑物质内部组成的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

简言之，17世纪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溯自然史而上，自然科学成了“逆自然史”。

进入20世纪后，科学的前进方向再次发生革命性变化。化学与物理学相结合，研究原子、分子的形成过程，进而由研究前生命进化而探索由分子生成生物大分子的机理，这正与自然界演化曾经发生的过程相一致。与此同时，生物学继续沿自然史回溯，由细胞核到染色体到核酸再到核苷酸，由蛋白质到氨基酸。物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同时，接过20世纪前化学逆自然史而上的大旗，进一步回溯至核、基本粒子以至夸克。目前，极早期宇宙学等学科正在进一步逆流而上。20世纪50年代后，生物学的前进路线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与化学衔接之后，试图由DNA和蛋白质阐明生命的本质。目前，已有人提议建立染色体模型，并要求在细胞水平理解生命过程。生物学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研究大脑的意识活动。50年代后生物学的发展方向与自然界的演化方向一致。

近年来，各门学科的内容和逻辑体系也开始发生相应的转折，不再是回答A由a、b、c……组成，而是解释a、b、c……如何生成A。逻辑体系转化为按对象本身的演化过程来进行。例如现代无机化学教科书一开始就是氢原子结构和各种原子轨道，然后是各族元素，最后达到对复杂化合物的认识。生物学著作也反映了生物系统发育或个体发育的历史过程。总之，20世纪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重新与自然界演化方向一致，自然科学再度成为自然史。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到相反，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现代关于自然的知识达到与自然史新的一致，这是对近代之“相反”的否定，以及对古代原始的一致辩证的复归。两次转折就是两次科学革命的含义。人类对自然认识自古到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两次科学革命的另一个有趣的比较是，近代科学革命先是观念变革，由此引导几个世纪的发现；而现代科学革命则是由新发现导致新观念。后文将进一步阐述这些新观念。

自然不仅是存在，而且是过程。现存的一切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自低级而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过程，部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整体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分析就是对现存事物发展史的回溯。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哲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从事后开始，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我们看到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认识过程具有普遍意义。

一旦分析，或更确切地说，回溯达到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最低层次，实即自然演化的各个阶段或关节点；之后，认识即回过头来，由分析到综合，在思维中由部分到整体重建对象，或更确切地说，在思维中再现对象演化所经历的过程。“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③]由此可见，在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中必须贯穿以历史的观点。通常谈论的科学的发展经原始的合经分再到合的发展，实质上即是由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经相反再到一致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

最后，我们从上述思想出发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历史的东西有两个含义，其一指人类对某事物的认识过程，其二是该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在第一种含义下，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意为知识体系与实际认识过程一致；在后一种含义下，指知识体系与对象本身的发展演化相一致。如本节第二部分所述，在古代，自然界的演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并未展开），以及知识体系（自然哲学）三者处于原始的一致。近代科学革命后，知识体系转为与认识的过程一致但与自然界演化过程相反。现代科学革命中，各门学科的认识过程与知识相继发生转折，逻辑的东西不仅与认识过程一致；而且与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一致。

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和认识过程；以及自然界自身的演化发展，这三者由原始的一致，经知识体系与认识过程一致而与自然界的演化发展相反，复归于三者一致。

在科学革命全面展开之际，始于卢梭或更早期的反科学思潮在20世纪也掀起了高潮。

科学萌芽于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代。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在中世纪，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前，科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近代科学兴起，科学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当然同盟军，在一段时期内也是宗教改革的同路人。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科学及其方法是启蒙运动者的有力武器。纵观历史，科学一直是纠正各种偏见的力量。

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一面对社会的影响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科学的这种影响极其有限，技术主要靠工匠经验的积累而发展。至于那些与实际应用尚未有直接联系的部门，例如17、18世纪有关电、磁和化学方面的研究，通常或是宫廷中的点缀，或是个人的业余爱好，甚或是个别巫师的神秘把戏。科学并未被看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或者干脆就不是职业。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对技术的指导作用日益显著，科学作为生产力对社会起到越来越强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成为正当以至崇高的职业。哲学家惠威尔（1794～1860年）在1840年写道：“于一般科学领域里那些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我们急需给他们一个适当的称谓，我想称他们为‘科学家’。”[④]科学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榜样。

20世纪，科学革命及尔后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从意识形态和生产力两个方面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震撼了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小试现代科学技术之牛刀。今天，科学技术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家庭，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深入到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之中。人们认为科学是有趣的活动，它满足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科学是真理，是扫除愚昧和偏见的武器；科学是力量，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依靠科学的进展，人们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科学无禁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将继续克服一切障碍，继续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这就是进步的意义。

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像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⑤]我们要“扩展人类帝国的疆域以至影响一切可能的事物”[⑥]，培根的预言和理想正在实现。

然而，经费、文献、科学家的人数和素质等各种数据表明，代替直线的发展，更不是指数式前进，科学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从人类混沌初开到文艺复兴，科学一直处于缓慢发展之中。自近代科学革命直至前不久，科学呈指数腾飞，尔后又将进入一个相对稳步发展的阶段。简言之，科学呈现出一个“S”型的前进路线。  

在科学呈现出S型发展迹象之时，当代反科学思潮也成为20世纪社会文化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其来势之猛，涉及面之广，以及批判之深刻，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现代科学交响曲中的不谐和音。

当代反科学思潮既是历史上反科学思潮的继续，同时由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及其在社会中各个领域的影响，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与批判意识的增强，当代反科学思潮也有新的内容。就反科学思潮的“学派”而言大致可分三种：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论者、以人本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的批判论者以及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非理性主义。这三种流派所涉及的内容又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二涉及普遍的人性与个性，其三是非理性主义。

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科学技术的反动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由当前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与资源危机所引起的不满，批判科学技术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为此，提出“地球村”或“地球宇宙飞船”的观点，认为全人类与所有生物同居于一个村庄，也就是地球村之中。人类向宇宙空间发射了一艘又一艘宇宙飞船。殊不知，地球本身即是在空间穿行的宇宙飞船，全体人类及所有生物就生活在这艘宇宙飞船极薄的表层上。宇宙飞船可以容纳的生物是有限的，只能提供有限的资源。“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日甚一日。

科学技术在践踏自然的同时，也在以科学的陈述体系和认识方法，在人与自然之间筑起重重屏障，使人与自然疏远以至分离。在前面的章节一再谈到自然科学的陈述体系与认识方法的这种影响。技术则进一步以自己大量的产品、装置、器具及工艺过程，在实际上将人从自然中架空，甚至“连根拔除”（uproots）。虽然那些物体和过程都是人工的产品或设计，但在使用者看来却变得越来越陌生。科学理论日益抽象（已在上一章中述及），技术产品也愈渐复杂，科技黑箱越来越黑。人类竭力寻找自己与自然的联系，到自然中去寻“根”。

人们逐渐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及技术产品神话般地涌现，看来是人在支配物，然而物对人的行为、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如国外一位学者说，技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门，我们能抗拒它的诱惑不进去吗？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不是受制于走廊的形状吗？[⑦]我们的未来难道不是掌握于自己手中，而是操纵于神秘的、自己生长的、异己的技术手中吗？技术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技术给人类带来一切，然而在技术所带来的一切中，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此者”沉湎于他所打交道的“在者”，坠入到物的水平。技术就是20世纪的靡非斯特，技术的产品就是伊甸园的禁果。  

这里就引出了当代反科学思潮的第二项重要内容，即在科学技术的潮流中人性的抗争。其中，又涉及普遍人性与个性两个方面。批判者抨击科学中对于人的机械论和还原论诠释。科学的暴风雪填平了不同民族间的沟壑与缝隙，剩下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是科学的王国。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一切自由……从属于现代工业的管理要求”，因为技术即代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人人精于“计算”，止于计算。“一切活动，甚至人的命运都计划好了。”[⑧]这里清晰可见人性的抗争。雅斯贝尔斯感叹技术剥夺了自由，淹没了人性。在人的本性中，创造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⑨]。

人的基本特征还在于每一个人独立的个性，在于 “那个人”（克尔凯郭尔）和“这个人”（尼采）。在工艺的统治下，“人正在失去最主要的东西——自己的唯一的人格。他可以随便地、顺利地被任何一个人所代替，被如此千篇一律的、清醒的循规蹈矩的人，完全受机器肆意支配的人所代替”[⑩]。

奈斯比特感叹到：“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曾经经历了自己的中世纪——高技术的发展和以机器代替人为特征的高度工业化时期。”[11]

与上述人性的抗争有关的是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从16、17世纪以来，科学要求并告诉我们的是铁的必然性，是冷酷的理性，排除人的意志、感情。科学家与工程师们以一丝不苟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从事研究工作，应该成为其他所有部门人员所仿效的榜样。今日，人们说某事“科学”或“不科学”就是在说其正确与否、合理与否。科学代替普罗泰戈拉的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赫胥黎坚信，“世界上仅仅存在一种知识，而且也只有一种方法来获得它”。科学的“精神……注定要扩及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12]。

然而，科学越是理性，强调铁的必然性，崇尚客观，排斥人的因素，社会文化就越是强调非理性，崇尚偶然性，提高主体的地位。我们看到，在哲学上有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在艺术领域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在文学中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在心理学方面则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达达主义要求把词汇放在口袋里，摇一摇得出诗句。“偶然音乐”允许演奏者随心所欲，甚至靠赌博决定用高音还是低音。在钢琴中塞进橡皮、螺丝钉等以取得意想不到的偶然效果。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此外，神话也受到重视。“科学不能再嘲笑或无视神话。神话表现了人们的善恶观，人们的愿望……后人可从中吸取力量与教益。”[13]

面对科学呈现S型发展的迹象，面对20世纪如此广泛、强劲而深入的反科学思潮，人们陷入沉思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一系列书籍。有作者写道：“文艺复兴后，人们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人类。然而在300年后，在科学达到荣光之巅之际，怀疑也随着指向这一信念。我们感到迷惑，是不是我们选错了路？我们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科学处于危机之中。”[14]未来不可能因袭以前的观念，促使科学的发展由快到慢的原因是实质性的。西博格指出：“一条越来越清楚的真理是，尽管我们至今或许尚未达到发展的极限，然而我们正在趋于以不变的旧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生活的极限……人类正处于转折点上……我们必须重新构造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并为之确定新的方向。不这样做，试图循着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同样路线，必将导致灾难。”[15]

早在1927年就有人提出——而且是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要暂停科学研究。里彭主教在协会中布道时说：“我们甚至甘冒被听众中某些人处以私刑的危险也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10年，同时把人们用于这方面的心血和才智都转用于恢复已经失传的和平相处的艺术和寻找使人类生活过得去的方法的话，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16]如果在当时要冒什么风险，今天联合国的出版物则建议，“世界上科学家的一个实质性的集团应该暂时放下他们手中的实验，将他们的精力集中于建立一个关于他们在社会中作用的新概念，展开对新伦理学的深入而系统的讨论，确定为消除最直接的危险而要采取的紧迫的行动……”[17]总之，科学将进入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这将是一个成熟与改造的时期，而这将被证明是更为有利的”。

反科学思潮促使人们对几个世纪科学的历程，对人们所推崇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对科学所提供的陈述体系，对技术活动与过程，对技术所要求及所提供的一切，对所谓理性以及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未来的趋势进行反思。当代反科学思潮不仅是对历史与当下的批判，而且还为未来指明方向。当代反科学思潮成为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之无愧的“必要的张力”。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于新的高度在认识和实践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这是在人与自然分离之后向起点，向天人合一作辩证的复归。在人与技术产品的关系上，当代反科学思潮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人类觉醒之初，面对广漠而强大的自然感到恐惧，自身的命运由自然支配，人是自然的奴隶。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恐惧日益消退。而今，面对那由人自己创造的自然，他们感到陌生，感到自己为那些物品及过程所控制，人成为人工自然的奴隶。这意味着人的新的觉醒，从沉湎于“在者”到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人必须去认识和把握人工自然，认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与人的关系。其二，人们之所以对人工自然感到恐惧，因为那是“一种异化的形式”，现代人要寻找以及建设那从“异化的形式”中走出来的那“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在这种新的自然界中，人性将在沉沦之后重新得到提升，人的个性、人的创造性也将得到充分发展。“必要的张力”促使科学与文化双方的提升。

20世纪，愈演愈烈的非理性主义导致对沿用数百年甚或2000多年的理性之涵义的反省。理性在不同时期和各种领域中有不同的含义。在当代通常包含以下内容：理性，意味着对情感的否定，对当下的否定，为了将来而自我克制，克制来自本性的冲动，要求中庸、适度；理性，意味着对神秘主义、对直觉、顿悟的否定，对任何主观因素的否定；理性，意味着有序、一律、万事有规可循、必然。第一种理性主要出现于艺术领域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第二种理性的背景是认识论，第三种理性也见于艺术界及认识过程，但不限于此，范围远为广泛，具有本体论特征，是人们对事物本性的理解。这三种理性中无疑以具有本体论特征的理性最为重要。既然任何事物皆有规律，即有铁的必然性，而非杂乱无章，于是认识过程自然也是如此，神秘主义、直觉、顿悟不可取。艺术、社会生活都是有序的，现在应服从将来。因为，牺牲现在这一“因”，必定换来将来预期之中的“果”，否则必将“自食其恶果”。

这就是左右人们思想的理性之含义。

理性，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精神的精华，然而这主要是一种信念。16、17世纪发生了近代科学革命，古典理性是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基础，而近代科学发展成熟则为古典理性确立了理论核心与本体论地基。正是近代科学告诉人们，世界是严密的、确定的、有序的以及机械决定论的。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近代科学是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那种理性的最强有力的后盾。究竟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其标准即是近代科学，或者说，生活于近代科学思想影响下的人，制定了这一标准。

当代反科学思潮促使人们对积淀于心理深处的理性进行反思，包括科学自身的发展在内的种种迹象也日益清楚地表明，昔日的理性正在显示其不合理，而被视为非理性者却日渐展现其合理性。或许，不论在近代还是现代，理性与非理性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应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处于动态的和谐之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代反科学思潮确实形成必要的张力，并为未来指出了可能的方向。今天，人们普遍谈论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从上述意义说，当代反科学思潮恰恰是文化对科学技术的挑战。确切地说，是对以机械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技术，进而对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的挑战，同时为现代科学思想与技术革命扫除旧的文化氛围，奠定新的文化土壤。

从历史上说，当代社会文化思潮首先源于对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反动。黑格尔从其绝对精神出发，完成了哲学史上最后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集中于两个方向，并相应地导往两个方向。一是批判他将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倾向，从而强调经验、强调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将科学的方法引入到哲学之中。这类批判引向实证主义，以及现代分析哲学的各个流派。对黑格尔的另一类批判针对其体系的僵化、绝对、包罗万象、否定个体、否定人的意志与情感，从而引向生命哲学、直觉主义、唯意志论，并通往（虽然不是直接地）存在主义和各种人本主义。当然，当代学术思潮中也还有其他流派。

当代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整个文明史的延续。回顾一部文明史，我们发现某种钟摆的摆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理性——非理性……如文艺复兴前期的复古，然后是情感冲动、扭曲、变态的非理性和神秘倾向的巴洛克艺术，接着是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这一世纪末的洛可可风格又可看作是对古典主义的背离，18世纪是理性的世纪，再次肯定古典主义。在古典主义盛行之时，卢梭又开浪漫主义先河，并为德国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哲学所继承。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是浪漫主义哲学的顶峰与总结，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但却是终极的封闭的体系。正如火山喷发，岩浆泻下，在时间与空间上距其源头越来越远时便冷却凝固，其外表是奔腾流动的，但实质却僵化不变，火热的岩浆成了冰凉的火成岩，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于是，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当代社会文化思潮便可视为在黑格尔的僵化之后的又一轮浪漫主义，又一轮非理性主义。确实，20世纪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上的种种浪漫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反机械、颂扬生命的力、热情奔放、追求变化、标新立异、反对一律、僵化、卑视理性思维、崇尚直觉、灵感与顿悟……由此可知，当代社会文化思潮虽然受到20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显示出某种批判过去，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  

毋庸置言，上述讨论只是对文化史极其简略的描述，但毕竟由此可见某种钟摆的摆动。必须指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交替出现绝非单调的重复，而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详细分析这一点不是本书的目标。这里仅指出当代学术思潮——如果当作新一轮的浪漫主义——与以往浪漫主义的区别，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这种区别：首先，如前述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洛可可风格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都表现为对原始人或农业社会中的人与自然那种关系的留恋，而当代社会文化思潮则是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对未来的向往。其次，二者虽然都突出人的地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但以往的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当代学术思潮的早期，即19世纪下半叶的有关哲学）所强调的主要是人作为一个“类”的情感、意志、生命力，而当代社会文化思潮则更加突出个性，将个人推到舞台的前沿。再次，当代的非理性主义也不同以往。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的首要特征不是别的，而是如其名，纯粹是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与各种否定性思潮一样，只要不同于否定的对象，一概拿来，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情感的发泄。当代非理性主义固然仍有先前非理性主义的这种特点，但也显现新的因素。我们已经在当代反科学思潮中看到批判矛头所指及对未来蓝图的构思和企盼。我们也感受到批判的深度，非理性主义感情的宣泄在这里转变为冷静的思索，有了理性的含义，并进而要确立反叛的心理基础。

由此又引出了当代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上浪漫主义的第四点区别，也是二者之间关键的不同点。在历史上浪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新的一轮古典主义。20世纪社会文化思潮目前所显示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它将不断地消解，消解任何体系或固定的模式，并进而造成不断反叛的心理基础。弗洛姆以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反叛上帝，以及普罗米修斯窃火反抗为例，指出“他们的反叛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人。不服从乃是自由的最初行为，是人类历史上的开端”。人的精神和理智都是“依赖于不顺从”、“不屈服”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不服从的能力形成了人类史的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很可能引起人类史的终结。”[18]于是，在弗洛姆看来，不断地消解，这是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历史上浪漫主义的一时冲动，然后就耗尽，走向秩序与克制。

将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究竟是不是新一轮的浪漫主义或又一次“钟摆”？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也要与以往的浪漫主义一样，有朝一日会走向新的“古典主义”？科学与文化将擦肩而过，冲突将愈演愈烈，社会在“必要张力”的作用下波浪式前进，人们将注定生活于二元分裂的世界之中？或者，它是某种赋予了新特点、具有新内容的“浪漫主义”，将一路消解下去？人类的前景未免过于迷惘，难卜凶吉。或者，它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结合，是渗透了古典主义因素的浪漫主义，或其中有浪漫主义灵魂的古典主义，从此人类史将开始某种新的历程，只有和谐统一，没有矛盾冲突？文化有没有自身的规律，什么是它的规律？文化有没有自己的走向，它又将走向何方？也可能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将突破几百年甚或2000年的模式，向着远古的混沌作辩证的复归？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10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5

[④]H·玛吉纽．科学英雄与人类．依力夫译．香港：爱迪出版社，1978．22

[⑤]大沼正则．科学的历史．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55

[⑥] A. Buzzdi-Traverso．科学事业的今天与明天．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426

[⑦]转引自Kranzberg．世界科学．I，40，1984，非马译

[⑧]夏军．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72

[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表明，健康人心脏的心电图呈现某种不规则性，一旦心电图表现出严格的规律，人即处于疾病之中

[⑩]夏军．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72

[11]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65

[12]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2，153

[13] Moraze．人类知识的新地干平线．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20

[14]科学事业的今天和明天．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392

[15] Robinson edited（罗宾荪主编译中文）．科学的未来．Wikey-Inter Science．1977．9

[16]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5

[17]科学事业的今天和明天．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426

[18]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75～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