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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征服”那些大教授的
蒋继平
2012年9月4日
1985年12月下旬， 我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一名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告别了已经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和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 怀着一颗既激动又不安的心情离开美丽的杭州，只身前往首都北京。说激动是因为终于获得了这千载难逢的出国留学机会。 说不安是因为我的听力很差， 此次远征太平洋彼岸，要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攻读硕士学位， 实在困难重重。
到达北京后住在农业部招待所，办理到美国的签证。 谢天谢地， 一切手续都是农业部的秘书代办， 要不然的话， 我可能在面试时就被退回了。 不过， 当时办签证的进程比原计划晚了很多。 签证延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正是年底， 美国大使馆处于假期之中。
在招待所等待签证的消息， 这种感觉真有度日如年的滋味。 这中间除了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做一个出国留学必须注意事项的报告外，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安排。 我心里知道美国的学校已经开学了， 所以， 心里非常担心不能按时报到会给学业带来的麻烦。 在这种十分焦虑的心情下， 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1986年1月11日， 我终于在北京国际机场登上了一架波音747客机飞往美国的洛杉叽（Los Angeles)。 非常不幸的是， 由于天气原因， 飞机在途中改飞旧金山（San Francisco)。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我本来就十分疲惫的心身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 我当时的身体很差。 在加州Ontario机场，我在提取一个沉重的行李箱时， 由于精疲力竭， 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 一不小心撞到站在一旁的师母身上，老太一下痛得叫了起来。 这个事件给我的导师和师母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到学校报到后， 由于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 加上我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上课的要求， 所以， 学校安排我先学英语。 听力的问题， 加上语言的问题， 使我在生活上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这种环境给我的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平时办事心里显得很紧张。 越是紧张， 越是会出问题。 比如说， 到银行办事， 由于神情很紧张， 加上听力不好， 语言不通， 问不答题，被怀疑有抢银行的企图，到商场购物， 被怀疑有偷盗的嫌疑，这些信息经过银行和商店传到我的导师和学校的一些领导那里， 他们对我的印象很不好。
面对这些困境，我几乎在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挣扎。 在这特殊的困境下， 我想起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经受的苦难，比比现在的生存条件， 现在还算是不错的。 因而，我决定尽我所能，破釜沉舟，拼死一战， 用自己的实际行为来给学校和导师一个正面的交代， 并为中国学生争回面子。
决心下定后， 我以舍身忘死的工作劲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我的学习和科研中。 当时许多中国学生学者都想尽办法打工挣钱， 那时的美元很值钱， 他们中的一些也劝我如此做。 但是， 我没有这样做。 我把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和科研上。 日常生活五点一线，宿舍， 教室， 图书馆，实验室和健身房。 在宿舍， 除了一日三顿简单地充饥外（许多情况下是一天两顿，而且其中多数是方便面）， 就是不足8个小时的睡觉。 因而， 每天在宿舍的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教室只是上课用的。一般来说， 我是从教室一出来就直奔图书馆， 去找相关参考资料。 这是因为我的听力很差， 上课时根本不能作任何笔记， 所以， 必须从教授们给的参考资料中获得相关知识。 顺便说一下，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植物病理系的教授们上课一般是没有教科书的， 他们凭自己的知识讲，几乎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发给学生。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不利因素。 更为不幸的是， 大多数教授都会列出一大堆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有的观点互相矛盾， 而我又不知道上课的教授站在哪一方， 这真是大海捞针般的工作。 除了这些， 我每天花一个小时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剩下来的时间全部用在实验室做实验。 通常情况下， 整个实验大楼在深夜只有我一个人在实验室做实验。 在那些日子， 我没有任何周末， 也没有任何节假日，一周7天， 天天如此。 要知道， 我这样做是自愿的。 这是因为我不拿学校和导师一分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刻苦认真的钻研取得了一些成果， 同时， 导师和系里的大教授们也为我的勤奋精神所感动，他们慢慢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经过两年多一点的努力，我终于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学分虽然不高， 只有3.47， 但是， 我不用作任何论文答辩就通过了论文的评审。 还有， 导师和学校的一些知名教授联合起来为我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 并很快获得成功。与此同时， 学校至少有三位大教授主动要我作他们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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