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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往事：文人雅士兼职当“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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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ttp://news.qq.com/a/20091030/000433.htm
黑帮往事
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行动表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久远的一种痼疾，黑社会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制度对黑社会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以至于“中国是否有黑社会”一度成为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当700多名黑帮分子被押上重庆的审判台时，我们似乎能逐渐窥探到一个隐秘江湖的部分真相。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
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
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本刊记者/杨东晓
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
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1940年8月15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
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笙：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 万金赠美人”。
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
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
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袁克文：文人雅士兼职青帮老头子
“皇子”袁克文开香堂做青帮老头子的行为，一直被人看作是玩票
■本刊记者/杨东晓
他的母亲是朝鲜公主，父亲袁世凯当过83天皇帝，他却自己跑到上海，拜青帮还当了几年“老头子”(青帮里的老大)。
袁克文的生母金氏1884年嫁给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袁世凯时才16岁。她出身朝鲜安东外戚大族，家族里出过很多嫔妃。金氏带着自己的三位使女嫁给袁世凯时没有想到，这位丈夫给新妻们排位次时，并没有按她的身份来排，而是按着年龄排，把她排成了三姨太(这还不算早就娶在中国老家的正室)，金氏一嫁成恨，排在了自己的丫环后面。
袁世凯驻朝鲜时，中国官员还不准在国外娶妻生子，袁世凯就把金氏的头生子以沈氏所生的名义抱出来给百日的客人看。这就是青帮“大”字辈老头子袁克文的出生，这个怪异的身世，好像他一生怪异的开头。
与仕途绝缘
袁世凯1915年称帝时，老二袁克文27岁，不仅已经妻妾成群，而且在上海天津都开过香堂，当上了青帮老头子。1915年冬天，袁氏在登基前“大典筹备处”按着英国宫廷礼服的款式设计了一系列的皇室服装，包括他个人的，他的皇子的、公主的。
在北京试穿皇子服那天，袁克文没有参加，袁克文的侄子袁家诚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袁克文是未来“皇子”中唯一不赞成他父亲称帝的。这一年文人袁克文还写了一首《感遇》，“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最后两句被定性成为“反诗”，袁世凯的政敌如获至宝，将这首具有极高文学造诣的政治讽喻诗，变成了他们直击洪宪帝制的利器，而袁克文在被其弟克定告密给父亲后，就被软禁在了北海。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大厅举行的登基大典冷冷清清。
向袁世凯揭发袁克文写“反诗”的袁克定，是袁家的长子，帝制的积极推手，身份一度是“太子”，试穿皇家服装时，“太子”服也明显区别与其他“皇子”服。
青帮“大”字辈
《袁克文传》中认为1912年袁克文远赴上海是因为长兄袁克定加诸于他的一桩绯闻，袁克文一生绯闻也不少，但是这一次被克定传他淫及父妾。
袁克文避至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除了给风雅的袁克文提供了物质享受，还使他有了另一种“身份认同”。他加入青帮的消息，成为各报新闻。
袁克文与另一位文人步林屋在上海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这个“大”字辈在当时是青帮极长的辈分了。青帮从康熙年间创立起，辈分极其严格，到民国初年已经传了20多辈，这些辈分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悟学”也作“无学”。当时在上海长于“大”字辈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字辈的人也屈指可数，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最后一位海上闻人杜月笙是“悟”字辈。袁克文成为“大”字辈，不光是他花了钱，也与他父亲的身份有关。
袁克文虽是个文人，但极明白事理，他知道自己这个“大”字辈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一到沪上就主动造访了黄金荣。给黄金荣带去的见面礼是10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袁世凯请英商专门造的，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黄金荣拿给杜月笙看后，杜也很欣喜，传说黄金荣又送给了杜月笙三枚。
黄杜二人也极能投其所好，除了在四马路上逛书寓兼寻花问柳的时间，黄杜都会邀袁二公子搓麻，公子旗开得胜连下几城。但最终以输光告终，而黄杜也做尽人情，临走会赠还袁克文几千块钱。
但是克文生来不像是帮派的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袁克文在本质上还是个纯文人，他中入帮会是玩票的性质”，尽管是玩票，帮会与袁氏之间当然还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就他自己来说，更多的是仰慕孟尝春申君而已。做个自由自在的游侠，而他周围的人，每遇困境，也能因他一句话而解围——这是由帮他的性质所决定的。
后来父子间的误解消融，袁世凯叫他回京，他也就顺水推舟，因为离家时携带的10万块钱已经挥霍光了。
文人收徒
既然当了老头子，袁克文在上海也真的收了16位门徒，然而在传说中，他收了几百人。袁克文风流倜傥却不是高调之人，也不惹是生非。他曾在《晶报》上登过一则门人题名启事。上来就说“不年三十，略无学问，正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才三十岁，正是拜师的时候，哪敢收门徒？这段话看上去谦逊而合理。这份启事中，他还逐一列出16位门徒的名字。不仅是澄清，也是对门生的负责任。后来这16人中唱花旦的伶人金碧艳、金珏屏兄弟行为不检，还被袁克文逐出师门。
他诗词书法均工，收藏鉴赏戏剧无不精通，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另外三位是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戏剧家红豆馆主溥侗)，也是昆曲名票友，擅长《长生殿》和《游园惊梦》。当时的梨园行必须在青红帮的保护之下，才能开业演出，所以梨园行人往往拜青帮中的老头子为师。
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袁四爷”，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从艺术见识看像袁克文，但行事霸道和下场则像后来的戏霸汉奸袁文会(1940年代在天津一手遮天，马三立侯宝林都必须在他控制的园子里说相声)，这两位都是天津青帮的著名老头子。
这样一个文人收徒，门徒的成分也很有意思，在上海期间，收入门下的多是艺人，有余叔岩(老生行余派宗师)、俞振霆、俞逸芬、韩世昌。当然还有些军政界里想与他和他父亲拉关系的人。但是1927年回到天津之后，他就真的收了100多门徒，在中国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投到他门下的，就开始有洋行里混事儿的买办了。比如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英商塘沽驳船公司经理王汉臣，当然还有本土商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矛盾至死的袁克文
袁克文在天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英租界58号，42岁。袁克文一生极为复杂矛盾。他在上海期间，还以自己14年抽大烟而一朝戒绝，为戒大烟做过广告，但是回到天津后，又是烟枪不离手，病体不离床。他在去世前刚得了场猩红热，还没痊愈，这位风月盟主就去会了一次旧相好。回家后旧病复发，不治身亡。一生散金无数，而身后笔筒里只被人翻出了20块钱。
给袁克文出殡，自发组织起来的僧尼道士达4000多人，另一支自发的队伍是上千妓女，她们有着统一装束，发系白头绳、胸戴袁克文头像徽章。而名人雅士中还有前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津门呼应的上海，公祭者中有生前好友周瘦鹃、包天笑、刘山农、孙东吴、刘襄亭等，都是当时知名的文人。
洪门传奇
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洪门或天地会，其实与郑成功或朱元璋无关，只是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
■朱江明
“香港警方重案组11日侦破由黑帮操控的位于屯门专收偷来金属品变卖的废铁回收场时，顺藤摸瓜破获黑帮武器库，搜出仿真长枪两支，以及一批开山刀和少量毒品，六名男子涉藏械及接赃罪被捕。警方又在打鼓岭回收场拘三男两女。”
内地媒体在报道这起刑案的时候称落网之黑帮名为“三合会”。这是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三合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华人地下黑帮组织的代称。就像“黑手党”是意大利黑帮的代称一样。如果某一天新闻报道说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地下武器库，该武器库的拥有者是一个名为“黑手党”的组织，这是个国际笑话。
多数内地人对于三合会这个名称早已陌生，不过说起洪门、洪帮和天地会，也许大家就都略懂了。
洪门的起源
由于辫子剧的泛滥，洪门、天地会、红花会这些名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大量的影视作品、武侠小说已经反复演绎了清代这些反清义士的英雄事迹。
天地会的创立共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流派：
金庸流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流传甚广，《鹿鼎记》中关于天地会的描述掺杂了大量的史实资料，金庸关于天地会起源基本上采用了《洪门家谱》中的说法，认为洪门系由郑成功手下军官建立，始于顺治年间，建立伊始便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各种洪门切口(口令暗号)，天地会各个堂口间合作紧密，甚至可以策划围攻满清王府刺杀鳌拜这样的军事行动。
在《鹿鼎记》描绘下，天地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地下秘密武装力量，并且存在一个中央首脑机构。总舵主陈近南可以掌管控制全国的天地会会众，而且在江湖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会内外的江湖人士都对其崇敬无比，堪称那个年代的偶像级人物。
方世玉派
有些影视作品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解释相对晚得多，主要存在于港产电影洪熙官、方世玉系列中。在这套天地会起源说中，少林寺才是洪门天地会的根源。少林寺被认为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在叛徒出卖下清廷派出重兵围剿少林僧众。大部分少林武僧战死，只有5个幸存者活了下来建立了洪门天地会以及咏春、洪拳等等新的武林门派，继续习武传道反清复明革命。
众多影片采用不同的传说，所以少林五祖流派的天地会建立时间可以从康熙末年一直跨越到乾隆中叶，除了少林和尚，方世玉、洪熙官、严咏春、三德和尚、五枚师太之类的英雄人物也是这个系列的重头戏。
如果说这个流派的洪门起源也算合理，“少林五祖说”同样是出自洪门家谱秘籍中的记载。这是洪门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起源——西鲁派。根据洪门的传说，康熙年间有个西鲁国进犯中原，清兵无法抵挡紧急找少林僧帮忙，少林僧击退西鲁国之后遭遇兔死狗烹的待遇。幸存者建立了天地会反清。
以上两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靠谱的。首先从郑成功说看，敌后秘密作战本身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实际上这种战斗形式直到二战时期才算成熟。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电台，没有现代化组织架构的明代末年，郑成功靠什么指挥自己在大陆的第五纵队，而陈近南又靠什么对遍布全国的天地会众发布命令。
根据清代官方记录，洪门出现的时间约为乾隆中期出现在福建省漳浦县云霄高溪。洪门家谱秘籍中提到的高溪庙便是此地，时间大约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61年。
在小说和影视剧中洪门多次提到的反清复明其实并非开始就有，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转型以及阶级压迫等社会矛盾催生出来的底层人民反抗运动。乾隆年间爆发的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天地会在起义宣言中主要的政治主张是杀尽贪官，该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台湾地区的官吏过于腐败，很多佃农、手工业者和小地主都不堪盘剥加入了起义，拥立明室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被提及。
现在的史学界基本认定洪门并非坚定的明朝宗室拥护者，反清复明只是一个为了证明其合法性的政治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政治主张。洪门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存在中枢管理机构。
张三李四有一天认为生活压力太大，朝廷太可恶或者地主不是人就可以开个香堂然后秘密组织个洪门堂口。除了自发新建的洪门组织之外，也有老牌洪门团体发展出的新堂口。新旧交替，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清代存在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秘密反政府团体，每当社会有矛盾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某个分支机构就会跳出来造反起义，清代发生的所有汉族地区暴动起义中都有洪门的身影。
洪门的组织秘密
洪门跟过去一些秘密宗教颇有不同，确立的很多规章制度变成了现在黑社会活动的行政基础。而且各自为政的洪门组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一盘散沙。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洪门的各个分支机构在异地相遇是需要一套专门的办法的。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跟座山雕对黑话的场景其实就是洪门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从乾隆中叶洪门天地会创立开始，洪门的弟兄们便开始制定一套暗语和手势来进行敌我识别。这套东西在当时是高度机密，一旦公开便可能被朝廷的鹰犬走狗渗透。当年江湖上有所谓“宁传十套拳，不教一口仙”的传统，这个一口仙其实就是洪门组织的暗语。
洪门子弟出门一般先对手势，比如递物用两个手指头，接物用三个手指头。自己人看到了就会对暗语。暗语对上了就是自家兄弟，必须接待食宿。因为根据洪门门规如“言明会中人不加关照，则用棍棒责罚。”如果在外地与人发生冲突，洪门弟子也有紧急通信暗号。在影片《功夫》中周星驰放出穿云箭召唤“斧头帮”，就是洪门中的报警信号。不过清朝没有那么先进的烟花爆竹，大部分情况下是用香火刺烧白纸。
洪门对暗号的方法一直在改进，到了嘉庆后期开始在服饰打扮上做手脚方便相认。例如敞开衣襟辫子垂在右侧，并在辫梢绑一条红绳。这套装束便是嘉庆后期道光前期有效。
洪门的敌我识别暗号当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清廷慢慢会掌握洪门的机密。而且洪门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根本无法做到高度统一。所以从各地不同洪门的分支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切口和手势或者服装打扮。这也给精通江湖规矩的老江湖判别来人到底是来自何方身居洪门何等地位的依据。有经验的老江湖可以一个照面之间便判断出对方的来历身份、是敌是友，这在当年是一种重要的求生技能。
除了联络暗号之外洪门还会有一套规章制度管理，这个东西被称为门规。在影片《投名状》中刘德华、李连杰、金城武三人结拜时念叨的规矩就是洪门门规，任何自发组织的洪门堂口要想成为真正的洪门弟兄就必须依照洪门门规中规定的道德价值观来行事，这样才能获得江湖上其他堂口的支援。
除了门规以外洪门还有一本被称为《家谱秘籍》的东西，这个东西主要记录了洪门创立的历史源流，当然这些内容大多数都是杜撰而成。杜撰的原因虽然有保密的需要，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的组织找个显赫的家世和合法性。
三合会的起源
三合会大约创立于嘉庆十六年，由广东籍肇庆人士严贵邱发起，当时有一名命案逃犯名为黄牛宝，此人落难到老朋友严贵邱处避难。在避难期间正好有乡里朋友严佩玉、郑亚卓和陈潮远等人到严贵邱家做客，众人有感“彼此孤单，被人欺辱。”于是就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洪门组织-——三合会。据史书记载，当时总共纠集了66个会员，每人各出铜钱200文集资买了相助酒肉，在严贵邱家门前的荒地上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当时这70多号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建立的这个组织未来会成为华人黑社会的代名词，因为在那个时代纠集几十个兄弟开个香堂办个洪门组织的事情太普遍，叫得上名字的就有三合会、三点会、双刀会、串子会、拜香会等几十个，叫不上名字的或者迅速被剿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三合会的创立虽然不算轰轰烈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组织的实力逐渐增强。尤其是两广地区，三合会俨然成了当地最大的洪门组织之一。由于清代末期的历次革命起义主要发生于两广地区，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还是后来的广州起义都能找到三合会的身影。
《鹿鼎记》里的天地会切口也带着三合会的色彩，如“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三合河水，其实就是广东的东江、北江、西江，如果天地会是福建人郑成功建立的，显然不会对广东的流水这样钟情。
现代古惑仔
在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是一个颇受年轻人欢迎的系列，该系列改编自香港漫画。笔者青年在香港的时候正是这部漫画流行的年代，笔者身边有几个行蛊惑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看这套漫画。实际的江湖生活并没有漫画中画的那么夸张。
香港本地的黑社会组织仍然保留了不少洪门的风格。现代香港最大的几个三合会组织分别为“新义安”、“14K”和“和胜合”。新义安是洪门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代号，当年的反清义士出于隐秘的需要经常以公司名义行事，其中义安公司的代号就经常被洪门中人使用。笔者早年曾经在新加坡某华人会馆见到了义安公司的牌匾，查询才知道这个牌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当时此地正是洪门的堂口。
新义安创立时间大约为1919年。1949年之后，国民党将领向前成为新义安组织的首领，并且在其军事化管理下成了当时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现在新义安组织森严，只奉向氏家族为龙头。犯罪手法有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所有成员都设有编码。
“14K”是国民党控制的一个军统外围势力，国民党逃台之后“14K”作为一个前线情报机构存在。据说这个组织曾经参与当年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动。
“和胜合”是现今香港三大黑社会中唯一没有国民党背景的纯粹黑社会，这个组织在组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属为了有组织犯罪而成立的。
在影片中香港黑社会威风八面，事实上香港警方对黑社会组织的打击是非常凌厉的，根据香港法律即便是抄背洪门诗句或者自称三合会成员，也可以被判刑。笔者有个朋友因为出去玩跟人“响舵”(注：就是报上自己堂口名号)直接被判了刑。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型，三合会过去的很多犯罪手段都已经无法获利。比较大的黑社会团体慢慢开始进行一些合法化的经营。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警方曾经进行过一次历时久远的扫黑行动。首先在舆论上宣传黑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向警方申报自己的身份以及罪行从而获得特赦，当时这叫洗底行动。另外，香港警方开始了所谓情报导向的执法策略，派出大量卧底潜入黑帮中。跟着香港出台一部法律，任何被怀疑的黑帮账户都可以直接冻结。在连番打击下香港的三合会现在已经是渐趋式微的态势。
随着时代的变化，三合会已经慢慢由曾有政治目的的黑帮组织退化成地下经济利益团体。比如笔者当年那些跟大佬的朋友在入会的时候还会摆上香案拜关二哥，并且要举行一个斩鸡仪式。清代的洪门斩鸡是斩鸡头，砍掉鸡头后用鸡血下酒壮胆气。到了笔者的少年时代，鸡头已经简化为鸡蛋，血酒也免了。但当时入会还要交36之数的会费，因为三六一十八，正好代表108好汉的意思。这是从洪门成立伊始，36之数便是传统。现在的三合会入会仪式更为简单，连鸡蛋都不用斩，会费也没有了。只要你决定跟大佬，然后请兄弟们喝个啤酒就算是完成了入会手续。有人开玩笑说，也许未来加入三合会只要上网申请就能批核，喝酒也都不必了。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洪门繁琐复杂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催眠。在洪门弟子还有信仰的年代，这个仪式保证了大部分洪门弟兄都能够遵循门规中的道德规范体系形式。
在这种条件下，洪门才能够在恶劣的敌后环境延绵不息长达数百年，并且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变，残存在香港的洪门后代已经失去了革命信仰，甚至连国民党控制的洪门组织也随着政坛的变化慢慢失去了特工外围团体的身份，剩下的只有一个拥有暴力基因而且组织严密的帮派。
早在电影《古惑仔》系列中，对洪门原有“好兄弟讲义气”的道德传统的颠覆无处不在，忠义已经变成了多余的可笑的玩意儿，而过去洪门前辈所谓“不忠不义刀下亡”的戒条也变成了任人践踏的废纸。现在的三合会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下经济圈中的一个毒瘤，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范昕：在洛杉矶当黑老大没前途
这位华裔前洛杉矶警察眼中，警察获得群众的信赖，是黑帮“没前途”的关键
■王洋
范昕和美国黑帮分子开枪对射过。
他是电视剧《战北平》的编剧，这部剧得了“飞天”最佳编剧奖，之前，范昕在美国洛杉矶当过五年警察，还以“郑三炮”的网名而被枪迷们熟悉。
“好莱坞表现的警察绝对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实际生活中，你做了一次好莱坞的警察，肯定会被撤职的。”范昕说，美国的警察是一个讲求团队合作的地方。
1930年代是美国黑帮最猖獗的时代，那时的黑老大们都带着保镖端着汤姆森冲锋枪对射。这种局面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和中国人谨慎地定义“黑社会”概念相比，美国人把毒品、走私、偷窃汽车、网络犯罪、个人资料犯罪、洗钱、侵犯版权、收取保护费、绑架、种族犯罪、恐怖袭击统称为“黑帮犯罪”。
迅速调动上百个警察
“警察局内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包括技术人员、情报采集处理在内的侦查系统；另一个是法律部门，如检察官。检察机关是执法部门的最高领导。”范昕解释说，“警察收集到的资料，最终是要放到检察官的桌面上，然后检察官会拿着警察们搜集到的犯罪资料到法庭，找法官申请逮捕证、搜查证等等，最终，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对黑帮集团性犯罪这类案件，特别需要警察收集到资料之后跟检察官说明情况，了解需要完善哪些资料，才能完成侦查，提起公诉。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警力要求极高。
当发现成规模的毒品犯罪，警方先要了解到犯罪的地点、活动规律、活动范围，“选择针对他们的第一空中力量——直升机，警犬队，特警队，当地警察分局的力量，高速公路管理局。每个人，在这个事情中，都是一个模块。”
范昕举例说，“直升机在执行强度任务时，飞得高度比较低；但要监视的时候，会升到几千米，利用光电设备去侦查下面，底下的人连直升机声音都听不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特警队突入、警犬队排查、高速公路巡警在规定时间段控制路段？?每一个板块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每个警察出来，都有51颗子弹(格洛克手枪装弹17发，就是3个弹夹)，两把手枪，完全能够去执行任务。每一个警车里，还有一把散弹枪。每一个警车，就是一个执法单元，一辆车配一个或两个警察。那么发现问题，就有可能是四个或者八个警察最快时间赶到案发现场。”
“反黑系统它是很强大的，哗一下子可能调来几十个、上百个武装的警察，把整个局面控制下来，但是他们是一个大部门，各自干各自的事情。由专门对付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人去负责，他可能级别只是一个中队长，但是参加整个活动的地方局长也参加了，那么这个中队长总指挥一个大队长。因为它是专业的，他的职位超过他的警衔。”
警察会去骚扰黑帮
“现在不是黑帮去到处找事儿，至少在洛杉矶，是警察骚扰黑帮。”范昕提出了一个“骚扰黑帮”的概念。
“执法机关在执法当中去做的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策略。”比如在一个地区，警察知道某些人是帮会组织成员，出狱了，还是不干好事儿，那么巡逻的警察们就会在没有任务在身时，到黑帮那里，把警车在街头一停。
警察们先是监看一下这些黑帮成员的状态，碰到那些喝得晃晃悠悠的，一看就不太好的，就会把他叫过来，把酒给收了。而且警察亮出警员身份，要求搜“疑犯”时，一般都会有所斩获。
“我们就定期骚扰他们。”范昕说，“骚扰，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有许许多多地方规定的法律条文，我们利用这些条文去检查他们，压制他们。”
碰到成规模黑帮的时候，警局的调控中心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高效调度来“一片警车”，黑帮在这时候跟警方是不对抗的。“一个警察就是一支枪。只要枪一开火了，15发子弹就全出去了(美国警察的子弹供应充足，也没有向天鸣枪示警之类的负担)。”
近几年，美国各州出台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打击犯罪办法。如“强化死刑”、“三振出局”。“三振出局”本是棒球术语，这里就是指，“犯三次案，三次被逮捕，那么犯人会被判无期徒刑。”
这法律看似很严厉，很没有人情味。但范昕解释说，这“并不是为了专门对付哪个小偷小摸者，而是针对黑帮犯罪的。黑老大在美国已经没有市场，没有土壤了。他们一部分被抓住了，一部分退休了，还有一部分转行，做正当生意了。”
一个城市，每七八千人就有一个警察24小时在那儿巡逻。5万人至少有5个警察，或者五个执法单位在这里巡逻。”范昕在洛杉矶当巡警的时候，每天8个小时执勤的工作，总是处于“跑来跑去”的状态。警车一开就是一百多英里。美国的居民总是看到警车忙忙碌碌，它们是高度机动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没有城管，也不把交警单独分出来，开罚单也是巡警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但是“给一张罚单要在10分钟之内解决”。以腾出大量时间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警察队伍防腐化
警察局对新入行的警察之挑选是非常严格的。应征者要经过层层筛选，首先要完成厚厚一沓测试题，随后会经历背景调查、心理测试(这点美国人很重视，绝对不能让一个人格障碍者成为执法者)、测谎仪测试的考验。“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至少进门前保证要是好的。”范昕说。
“警察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社会地位高，福利很好。”范昕说，“一人当警察，全家的医疗保险都给保了。如果能坚持干满二十五年，那么退休了，每月也能拿到很高的退休金。”
有一次，范昕的两位同事搜查一辆可疑汽车，先让司机下车站好，然后猛力打开后备箱，发现里面放着几十万美金。随后，两人对望一眼，又用力把后备箱的门关上了。事后，两人交流那时候的默契，只有两个字：“不值！”
美国洛杉矶警察有“连坐罪”。一对儿巡警搭档，要是一方做了违法的事儿，另一方有义务举报违法一方。若没有举报，两人同罪。在这种情况下，黑帮想要收买一个警察，需要大量的金钱，而连坐制度要让这个数目再翻一番。
另一个紧盯警察的是媒体，在美国，许多广播电台都有自己的直升飞机，在警队执行空中追捕任务的时候，跟在犯罪飞机后面的是一架警队直升机和七八架媒体的飞机；遇到了抢银行的重大案件，歹徒胁迫着人质在银行里面挣扎，受过训练的警察躲在障碍物后，等待支援；反倒是媒体冲在了最前方与歹徒斡旋。
美国媒体酷爱“揭黑幕”，以至于警察不敢随便对媒体发言，要始终保持缄默，把发言权留给应对媒体而小心谨慎的发言人。
市民的力量
更有力的拳头不是警察的格洛克或者直升机，而是市民的选票。
“老百姓通过选票立的法案对黑帮的打击是非常厉害的。一般人打架是斗殴罪，黑帮打架，特别是与不同种族的人打架，可以上升为‘仇恨罪’，这可是严重程度相差很大的罪。另外，法案也给黑帮增加了许多附加罪。”范昕说。
“美国的局长、市长是竞选上来的，老百姓的民意是不会把有黑道背景的人给弄上来的。范昕曾接到过几次群众举报，阻止了几起抢银行等事件的发生。”
“相信你的执法系统，才有人举报，这些人有意愿到法庭，站在证人席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范昕认为这是民众在协助警察破案、预防违法案件的发生，“如果他不相信你的司法系统公正执法，和执法系统能够保护他，没有这种信任是不能的。”
也正是如此，警察才会一次又一次把出狱后的黑帮分子按在墙上，收走他们的酒瓶，不断地警告他们。
洪门青帮和江湖规矩
香堂、辈分、黑话，除了对内凝聚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区分敌我，让自己的帮派更好地生存
■本刊记者/张雄
“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三教指的就是江湖三大社团，俗称青红白的青帮(亦作清帮)、洪门和白莲教。
洪门也称为天地会、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控制运河漕运，也曾被称作漕帮。洪门中互称兄弟不同，青帮组织是拜师入帮，会众以师徒相称，崇尚“师徒如父子”。青帮组织比洪门更严密，规矩更复杂，于是也更加秘密。因此有言道：“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
倾向于行会性质的青帮并未如洪门般强调反清复明。洪门一度将其当作叛徒，严禁洪门会员转投青帮，称“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剥皮抽筋。”洪门碰见粮船就打。
后经妥协，粮船碰到洪门阻拦，立即将船尾放下，表示卸尾而过。太平天国时，青帮被洪门杀了五十六个码头官。海禁开通、运河失修后，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失去经济基础，有些青帮分子也投入洪门，青帮对帮规无法约束，辈分高的也随便开香堂收门徒了。
青帮是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纵向式的家族组织，师父为上一辈，徒弟为下一辈，师徒如父子，同师如弟兄。体现这两层关系的就是青帮的字辈，每一个青帮成员都占有帮中拟定的字辈中的一个“字”。
青帮创立后，陆逵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作为传统的帮内“家谱”。这二十四字依次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亦作悟)学(亦作觉)。立帮后徒子徒孙越来越多，怕原来的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由王德降(即王降祖，帮中称为小祖师)续订二十四字。解放前，上海以“大通无学”四字辈居多，而以大字辈为最高。黄金荣、张啸林都是通字辈，杜月笙则是无字辈。
入门方式与先祖
“歃血拜盟”的规矩自古有之。洪门的弟兄们入门饮血酒时要高唱“此夕会盟天下合，四海招徕尽姓洪；金针取血同立誓，兄弟齐心要和同。”
青帮有“开香堂”的仪式。青帮的香堂有小香堂和大香堂之分。但都要在香堂大殿正中长桌上供奉翁、钱、潘三堂祖爷神位，悬挂罗祖的画像。由当家师担任香主。按照青帮的香堂规范，一律脱去背心、马褂，除去帽子、眼镜，洗面漱口，肃立两旁。传道师点燃香烛，朗诵《请祖词》：“双膝跪尘埃，焚香朝五台，弟子请祖爷临坛把道开。”
罗祖，乃罗教创始人。罗教是明清时代深受白莲教影响的一个民间教门。其初创年代为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创始人罗清，法号悟空。他将自己悟道所得，写成“五部真经”自立教门，被信徒尊为罗祖。
罗教融合白莲教的戒变观念，提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罗教创立后，即被佛教正统斥为异端邪说。明万历四十六年罗教被朝廷查禁。
罗清转由大运河南下，在浙江一代广收门徒，被开初属于漕运水手行帮性秘密结社的青帮所接受，罗教沿河所建庵堂成为青帮成员宿歇地和老而无依者的归宿地。借此进行帮内成员的互助互济和政治斗争。因此青帮习俗中有不少宗教色彩，如在各地建“经堂”、“庵堂”。加入青帮要在佛堂上香行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除了收徒时所开喜事香堂外，还有评事香堂、刑事香堂等。
洪门习俗中的某些方面则较多地倾向于道教。洪门开山立堂除挂关帝圣像外，还要焚香请神。所请诸神除西天如来佛、观世音菩萨、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外，多为道教神仙。计有玉皇大帝，天后元君、太上老君、五显大帝、灵官、鬼谷先师、四海龙王、日神、月神、雷公、电母、行云使者、四值功曹、一切虚空来往众神，均请鹤驾降临，鉴察证盟。这些神仙彷佛是洪家兄弟结拜盟誓的公证人。日后若有叛徒背盟忘誓，多请几位神仙，对叛徒惩罚会更狠。
按照规矩，加入洪门必须有介绍人引进，保举人证明其身家清、己事明，先在会中记名，并由香长及管事五爷教习会规及礼仪，由主香人通知其人来香堂履行入会宣誓。有的洪门组织要求除口头申请外，还要填写“红单”(入会志愿书)。经过入香堂参加盟誓后，即由大爷封赠“步位”。礼仪完毕，由管事将新会员的洪门证书填好，先交给引进人，引进人两手捧宝，高诵“恭喜，恭喜，大哥命我解宝来！”入会者两手接宝，答：“多谢大哥来解宝。”受宝后即须交纳会费，于是拜见诸兄弟，彼此道喜。
洪门承袭道教遗风，在开山立堂时，于堂前张贴“净坛符”；并于请神盟誓后，向洪家兄弟分发“保身符”。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发问：你何故要来此地？
入会者答：愿充洪家兄弟而来。
问：谁教你来的？
答：出于自己本意。
问：谁人引进。
答：由保举人***引进。
管事转向介绍者：他是你引进的吗？
介绍者答：是。
管事复问入会者：洪门的规矩你知道吗？
答：全仗承兄、拜兄们的戒摩。
问：进了会后，犯了条款，就要洗身，你不怕吗？
答：若是犯了条款，私通马子，或是不忠不义，愿受三刀六眼的处分。
问：兄弟吃的三分米、七分沙，你能受这种苦吗？
答：兄弟能受，我也能受。
管事于是转向介绍者：“既然如此，让他行抖海誓吧。”
至此，入会者便对神发誓：“我既归洪，今后若有三心二意，或勾通马子，或私卖梁山，或不讲义气，日后愿死于刀剑之下，千刀万剐。”
在青帮的香堂仪式里，师父也会问：“你们是自愿进清门的，还是家人朋友逼你来的？”
新弟子同声问答：“我们是自愿进清门求道的。”
由《南洋洪顺堂杂刊》所保存的洪门“入会问答”，生动地道出洪门的礼仪、习俗及传说宗旨，已近乎俚曲小戏。孙中山说：“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
切口隐语
大凡帮会多规矩森严，各占码头，红吃黑霸。识得规矩，讲得黑话，即被视为自家兄弟，便酒肉相待；不识规矩，讲不来黑话，即被视为“空子”——非帮会内部人员，轻则难以“拜码头”(参加当地帮会活动)，重则被视为“风子”(奸细密探)而遭“黑箕”(暗杀)。
帮会中人交往会用秘密语言，即“切口”。在帮外人听来如坠五里雾中，莫知其真意。洪门称此种切口语交谈为“盘海底”，上海青帮称为“撩春典”。帮会常用切口暗号，大致分为隐语、隐字、茶碗阵及其他物阵、手势、暗号等。
洪门的隐语又叫“内盘话”。加入洪门叫“入圈、拜正、出世”；会员自称“光棍”；会员互称“洪英、左玄、豪杰”；新入会者叫“新丁贵人”；吃饭叫“耕沙”；睡觉叫“歪下”等等。
青帮的隐语自有特色，特别是青帮进入上海十里洋场后，其隐语中掺入了“洋泾浜英语”的成分。一般会员通称“老大、光蛋”；师父叫“老头子、前人”；结拜义弟兄叫“弯脚码头”；请人到会是“盘桃子”。
同为洪门兄弟，主人请客吃酒时，他用中指按在杯口，你就应把中指放在杯底；他如曲着中指，表示他在下跪，你应举起左手，表示你请五祖降临接礼，并说：“兄弟忠心义气，不用多让了！”然后饮酒。
席间主人奉烟斗以烟敬客，客应视主人用几根手指在拿烟斗，如他两手各用两指，你就用三指接他；他用三指，你就用两指接。如他的手掌向下，你应向上；他手掌向上，你向下。如主人敬烟时，用一个指头按在烟斗上，即表示现刻家中有外人或警察，不便多言。
洪门还有一种手势语，即以手的动作态势示意，且借助于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态势，相互配合，以发挥秘密语的功能。通过手语，对面不相识的陌生人也能知道其为帮中人。当会员正跟其他人发生殴斗时，在场的其他会员用一手掌向外人示意，以另一手长指甲向会员示意，即表示制止争斗继续发展，如果会员以两掌向外，连呼不要争斗，则表示要揍他，他是会外的人；如果屈其右手拇指，将两掌向内，连呼不要争斗，即真正制止殴斗，示意对方是会员。此种手势称为“阴阳法”。
另外，洪门隐号暗语文化的精髓在“茶阵”，功用有试探、求援、访友、斗法等，平常设于茶铺酒肆之中，藉以避免官差的追缉，或用来联络同志、传递讯息。手打着三把半香，利用一个茶壶、数只茶杯，便能幻化出不同的阵形，种类繁多，约有百种以上。外人看得眼花缭乱，只有洪门中人能一目了然。
(实习生石璐对此文亦有贡献，部分内容引用自《洪门·青帮·袍哥——中国旧时民间黑社会习俗》)
吴思：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
禁忌越多，“血酬”、垄断利润就越多，就越有人去争抢这块利润。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
■本刊记者/陈良飞
一个黑社会团伙要维持下去，一定有其独特的“生财之道”。
黑社会团伙的“血酬”越高，他们的供养者——老百姓，就会失“血”越多。与老百姓有着共容利益的政府及其官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等角色，引人注目。
为此，《新世纪周刊》特别专访知名学者、“潜规则”、“血酬定律”概念提出人吴思先生，试图厘清黑社会、政府与老百姓三者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
《新世纪周刊》VS 吴思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禁酒运动，但美国人没少喝酒，很多人死于假酒，更多的人死于贩酒引发的犯罪。禁忌和黑社会的壮大有无直接关系？
有。中国历史上如贩私盐的曾经出过称王的人、打天下几乎成功的人。一些大的商品，如盐、茶，凡是有禁的，都有走私团伙。
所有的黑帮、黑手党吃的，我一般都称之为“血酬”，即暴力掠夺的收益，吃的是卖命钱，这个钱政府也能吃。政府说，所有的烟、酒只能专卖，烟酒一专卖，就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还有盐的专卖，成本很低，它得加上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利润。还有一些干脆就禁的，比如毒品，毒品要是放开流动，绝不像现在这样高的价。它一禁，就禁出了高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禁忌越多，黑社会的势力就会越强大？
禁忌越多，“血酬”、垄断利润就越多。黑社会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
中国古代盐是专卖的，而且垄断得非常厉害，五代时为了几十斤私盐就可以判死刑。严刑厉法，保证了官盐有十几倍的收益，就叫“法酬”，你要敢染指，我就让你掉脑袋，实质仍然是“血酬”。这么大的空间和利润，就是黑社会成长的肥沃土壤。
禁忌的选择是不是有讲究？为什么选择盐、毒品和烟？
不管价格涨到多高，人都得吃盐。政府垄断了盐之后，不用担心价格由一毛钱涨到了两块钱而减少销售量。毒品也是，只要上了瘾，多少钱一包，人们都会买。烟、酒也类似。
凡是价格弹性低的、价格不敏感的商品都可以。比如说火葬，人死了，收你100块钱的火葬费用，还是1000块，或者5000块，反正你不能自己烧，所以价格弹性极低，这也是可以形成垄断的行业。很多黑手党就办火葬场。墓地也是一种。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出黑手党、出黑帮的地方，就是沙石场和码头。这些地方成本非常低，价格大致固定，远处沙石的运费高，因此价格是可以垄断的。
如果黑帮不欺凌当地民众，反而给民众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服务，民众会不会很拥护呢？
完全可能。政府本来是吃盐利的，假如盐卖两块钱一斤，成本是两毛钱一斤。私盐贩子用三毛钱一斤收了，这对于生产者是有利的，一块五一斤卖，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吃亏的是官府，只有官府严厉去打击私盐贩子，消费者、生产者都是欢迎他们的。
这时会不会就出现了政府和黑社会的勾结？
但私盐贩子要有先抗住政府打击的能力，今天扣了我两只船，晚上就要让那个缉私警察的孩子被绑、房子被烧，形成这样的反制，双方才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如果是流动性的、长途贩运的私盐贩子，他一路收买，可能开始比较困难。你要来，我可能真的真刀真枪打一场，你们50个人，我们100个人，有了这样的威信，再谈判，就好谈多了。
有没有公权力的行使者本身就在走私呢？
有。国家把盐的垄断交给某盐商，盐商当然要掏一笔钱买那个盐引子，就相当于包含了盐税的经营许可证。比如该盐商每年有100万吨的运输证和许可证，他发现私盐贩子生意很好，就想用100万吨额度，卖200万吨，半船是正货，半船是私盐。一查，我就把票全部拿出来，全是正货；如果不查，这一船就全是私盐。
很多盐商，官家盐商、官家企业也干起了走私的买卖。他们都成了半个“黑帮”。
禁忌之外，黑帮还“吃”什么？
“吃”商贩和消费者。比如说他垄断了一个农贸市场，每个摊位交两块钱保护费，这就是等于在“吃”所有的小商贩，小商贩要把这钱转嫁给消费者。这种黑帮、黑手党，那时候在天津叫“天津混混”，这种“吃”法他们叫“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在平地中抠出一个饼来“吃”。
《水浒传》里 “浪里白条”张顺就是卖鱼的，所有的鱼打上来了都要给他，由他批发给所有的鱼贩子，所有的鱼贩子都不能和渔民直接交易。他就愣平地抠饼，中间愣“吃”一道，收中间的加价，像这种都是标准的“黑帮”。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小商贩和渔民。
除了“吃”政府和“吃”民众外，黑帮的还有其他利益来源吗？
吃黑帮同行。比如一大伙海盗把其他海盗都给震住了，我保证这个地方天下太平，绝不会遭到抢劫。这个时候他挣的是社会治安的钱，他就像警察一样，他收了税，收了治安费，他真的提供了保护。
是不是可以说，他扮演了政府的角色？
可以说，他行使了政府的职能。有的土匪兔子不吃窝边草，方圆几十里，他不抢，不收税，也不许别人来抢，当地的老百姓感恩戴德，给他们送粮送草，通风报信。
“血酬”定律的解释力
您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是从哪获取灵感的？
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土匪，研究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集团行为，专门研究这个。看与他们有关的材料——黑手党、混混、土匪、青红帮、山大王，包括没打下天下时候的暴力团伙，或者军阀。研究他们的时候，很需要一个概念，来指出他们的收入是什么。
找前人的表达方式，只找到一些很“江湖”的表达方式。比如山东土匪，把绑票“吃”的这个钱叫“吃红钱”。江湖黑话把钱叫“血”。如这个人钱多，他就说这个财主“血旺”，说跟他弄点钱来，就说给他“放放血”；给官员、警察行贿，就叫给他“上上血”，但是你要一说“血”，把它引入正式语言，也有点说不清。叫“血”不妥，叫“红钱”也不妥，叫“战利品”也不妥。叫“卖命钱”，还有“买命钱”呢？
这就逼着我造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血酬”。
再来分析暴力集团行为时，更有解释力了？
对他们的收入好分析了。比如过去说，收的是赃款，这赃款怎么构成，就不好分析，一个词就全掩盖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分析为“血酬”，你还可以把它分成“买命钱”、“卖命钱”，就分解了。
以前“血酬”是拦路抢劫、刀刀见血，这叫买路钱。现在建立一个收费站，不管是水路、海路，你交一笔钱，我保证你安全，方圆这100里你放心走，不会有别人抢，这时就提升了，我就称为“法酬”。
黑帮何时想变成政权
所谓的“成王败寇”，土匪做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其身份如何界定？
流寇，抢几天就走，其最佳的抢劫率是百分之百，一锤子买卖，以后不来了。对于被抢劫者来说，跟流寇之间没有任何共容利益，就是不共戴天，完全敌对。
如果是一个土匪，要在这里长期抢下去，甚至称王称霸。他抢，他儿子还抢，子子孙孙抢下去。最佳的抢劫率，比如20%比较好，第二年生产者还能够养家糊口，还能够种地，抢完之后，还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至于逃荒要饭。
这20%怎么花呢？他可能还要拿10%来维护当地的治安，不让其他的土匪、强盗过来把我这个农民给抢了。他再往自己兜里揣10%，净收益。我们跟他的共容利益就是百分之90%。
他要是再好一点，别把10%都给贪了，用5%养家糊口，当一个勤政廉明的好皇帝，或者好官，或者好王，我的前任都娶了100个妃子，我只娶5个，我也不要1万个太监，我只要200个，于是他就是一个节俭的、爱民的好皇帝，把税从20%降低到15%。这时候，我们农民和他的共容利益就变到了95%。
这时候，“吃”10%治安费的官员和警察，如果跟我敲诈勒索，皇帝还要管他们，还要维持治安。在老百姓看来，皇帝跟我的共容利益是95%，贪官多收我一点钱，都是额外的，他跟我们百姓的对立都是100%。
本来应该就交100块钱的税，这贪官敲诈勒索多拿走10块钱，这10块钱就是绝对的对立，100%的对立，于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恨潜规则，不恨王法。
皇帝要是管得好贪官污吏，我们百姓和皇帝的共容利益就是95%；管不好，他就是个坏皇帝，或者是个无能的皇帝，贪官污吏又多刮了5%，皇帝和我的共容利益就不是95%，退到90%了。
如果天下大乱，遍地土匪，动不动流寇就来了，一抢就是一片。这个皇帝严重失职，造成了匪患遍地，我们80%可能被抢，只有20%幸免遇难，皇帝和我们的共容利益就退化到20%，他已经在80%上退化到跟土匪差不多了。
共容利益的比例越来越低时，揭竿而起的人就会多起来？
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老百姓收入的绝对值。
比如共容利益越来越低，我挣10000块钱，让政府变相拿走了6000块钱，其中1000块钱通过各种服务返还给我们了，其余的5000块钱都揣兜里了，我们的共容利益才有50%。
每个月的收入有10000，他拿走了5000，我还能活，我不造反，我忍气吞声。但是我总收入如果只有1000块钱，他拿走了500，剩下的500就没法养家糊口了，我就非抢不可，这时候共容利益还是50%，但是我就会造反，因为活不下去了，就要去抢。如果别人造反，我就一定跟着造反，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
我将这个绝对值称为一条“血线”，一旦低于这道线，流血的、卖命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上升。
梁山好汉是否可以看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呢？
就是黑社会，就是黑帮团伙。晁盖上了梁山，林冲火并了王伦，后面发生的故事就是山下的喽来报，有一个商队，二十多辆车子，从山下经过，抢不抢？晁盖马上说，抢，但注意别伤人，下去就抢了。
抢下来之后就开始分配，这财物是抢来的，梁山好汉是靠抢劫过日子的。抢来的东西怎么分配呢？是标准的土匪分配方式。
他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分配呢？
梁山好汉真正的分配方式是按阶层分，就是首领和喽两大阶层。抢来的财物分成三堆，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左边一堆是绫罗布匹，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把这三堆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拿走一半，进公库，维持梁山好汉生活的正常运行。剩下的一半，再重新分作相等的两部分，当时的11个首领分一半，所有的喽分一半，大概有750个喽，750个喽罗分的和11个首领分的是一样的，分配差距是1:68。
美国黑手党的分配差距比例大概是1:44，梁山好汉更黑。但是中国有一些小土匪就不太黑，比如1:8，1:6，这个黑不黑取决于团伙的规模。如果这团伙十几个人，老大和最小的喽，分配差距也就10倍。如果这个层级比较多，到几百人，就有几十倍的差距了。梁山好汉和美国芝加哥的黑手党大概都是50倍上下的比例。
如果团伙更大，比如上万人，一个军阀，或者打了天下，称王称霸，分配差距就不是几十倍了，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差距了。
地霸秩序如何被彻底打破
黑势力建的砖窑、煤窑是否古已有之？又为何屡禁不止？
古代就有黑煤窑，让送上门的或抓来的良民百姓下洞，下了洞就不让他上来，牛羊似的养着，背一筐煤上来，给一个馒头，或者给一个大饼。再背一筐上来，再给一个。
对于矿主来说，用一个大饼换一筐煤，假定是一块钱，要是正式发工资，大概是两块钱一筐煤，他肯定愿意用一块钱来换一筐煤，他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很自然的。
问题是你把人扣在这儿，当牛做马来使唤，人逃跑你就要杀他、打断他的腿，这是违法的。
这时，矿主们可以官商勾结，让周围管得了他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为此付出的钱又低于他省下来的工资钱，他就可能干这个事情。
地方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政府如果被买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执法，就有可能使得这种暴力压榨的方式成功，大规模出现。
如果他们没被收买，执法森严，这种盈利模式一定不会出现，因为它得不偿失。
这种盈利模式应该是玩黑的，违法、杀人、暴力带来的收益应该刨去他付出的成本还有利可图。
您提出的“地霸秩序”存在条件何在？
在中国，太平时期，某些地区，也有一个黑帮老大的头子，或者一个贪官污吏，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人，可以像山大王一样，有一笔固定的暴力收入，比如法酬或者“血酬”，我就把那个地方的主导秩序称为地霸秩序。
地霸的存在条件，第一就是有的可抢，有老百姓，有财源；第二个就是老大，或者皇帝、官府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他的违法行为，不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地霸秩序呢？
打破这种地霸秩序的方法就是让当地每一个受害者，每一个老百姓，被迫交纳保护费的这些人，用很低的成本反抗盘剥。
什么样的成本最低呢？比如说当地的一把手是他们选出来的，一把手对地方黑社会打击不力，就换一个打击有力的，只要哪个人说我保证把它打掉，就选他当。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无法收买。
你怎么收买每一个选民，他们就是受害者，你对他们的收买就是不害他们。你不用给他们好处，不害他们就可以了。打破地霸秩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
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官方通报经常提及有黑社会势力的参与，这类事件一定和黑社会有关系吗？
在强制拆迁或者土地廉价收购时，农民或者居民反抗，如果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会合法地反抗。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串通联合。如果政府对这些东西都不能容忍，都要打压，这时候只有一种人敢挑头，就是黑帮。他知道怎么隐藏，知道怎么躲避，怎么杀人灭口，这种江湖、帮会，或者黑社会就可能够构成组织、反抗的核心。
黑社会通常是合法组织无法存在之后作为一个抗风险能力特强的组织，又能在这个过程中盈利，或者获得社会尊敬，这时候他们才顶替上来，成为一个替代品，填补这个空间。
黑社会势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秩序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如果走向民主制度、司法独立，行政效率降低的话，随时都可以换人，这时，黑帮会有，但不会太疯狂，这是假定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完成，这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结果：或者是黑道、白道相勾结，变得更黑；或者是官方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搞运动，去打黑社会，严刑峻法，可以打得特别彻底。
(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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