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交通安全文化起源（2）

——走进中国唐宋时期

文/王秉

中国文化最灿烂的是隋唐两宋时期，其中，唐宋的文化成就最显耀。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值得骄傲的王朝，直到今天外国人仍旧称呼中国人为唐人；宋朝时期，政治上虽然偏安一隅，然而文化上却不输唐朝，宋词，书法，绘画，灿烂多姿的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唐宋之后，中国两次被异族统治，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极大的限制了中原文化的蓬勃发展，加之中国人越来越保守自大，中国再也没有呈现出唐宋那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交通行为往往是某一时代的人的文明和道德的直接标志，上一篇我们了解到，中国唐代已经有了“右行”的交通安全规则，其实，在繁荣的唐宋文化中，我们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交通安全文化，其中的某些交通安全文化精华，对于现阶段我们的交通安全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仪制令”中的交通安全文化

众所周知，在交通安全事故中，碰撞事故所占数量居多。为了不发生碰撞事故，显而易见，安全礼让极为重要。因此，即便在现代社会，“用礼让带来安全”、“我礼让，我安全”与“文明礼让，让交通安全畅通”等交通安全标语也是随处可见，目的是倡导交通参与者安全礼让，确保交通安全顺畅。

其实，在中国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交通安全礼让规范。据考证，中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不过当时只是出现于文书中，盛于宋。就交通安全礼让规范而言，较具代表性的要数唐宋时期的“仪制令”。所谓“仪制令”，是指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带有法规的强制性。唐朝的“仪制令”就是较早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礼仪规范，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这12字概括了唐朝的交通礼仪规范，显而易见，其蕴含了部分重要的交通安全礼让规范。具体分析如下：

1）“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具有消极意义。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

2）除了“贱避贵”之外，“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它积极的借鉴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和倡导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的安全礼让规范。

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立于大街要道，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交通规则。据《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例如：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由此可见，宋朝是榜刻《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和牲口4大类（这点透过《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宋朝时繁华的都市生活就可显而易见的看出）。

图1 宋代将仪制令刻于石碑上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常常还可依据“仪制令”来定交通事故责任。现代社会，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常出现双方均违反交通规章的情况，此时就要区分主次责任。在古代也不例外，在一些交通事故中，双方也会依据“仪制令”的不同规则为自己辩解。

南宋俞文豹著有《吹剑录》，该书主要内容是杂记南宋宫廷、官场及民间之遗闻轶事，其中就有一例有关交通事故的趣事。一位士人走路时被负重的贩夫撞破了衣袍，2人到临安府评理。府尹曰：“轻盍避重？”令（贩）夫拜之。士人曰：“贱合避贵，必欲偿背。”京尹曰：“背直几钱？”曰：“元制十千。”公曰：“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府尹断案，依据“轻避重”，判士人负主要责任，但士人却依据“贱避贵”，要求贩夫赔偿。府尹又巧妙的提议由贩夫赔钱，但士人要还以八拜。在等级分明、讲究面子的社会，让士人八拜，他无疑宁可不要赔偿，也想息事宁人。

明朝也要类似的趣事。明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李清著有《折狱新语》一书，书中记载：有农夫担粪过桥，一武举人着新衣大摇大摆地从对面走来，农夫一不小心，溅出了粪水，玷污了武举人的新衣。举人定要其赔偿，农夫赔礼，愿为其洗净；举人却不答应。县令问明情由，说：“新衣被污，实在不对。”令农夫礼拜陪情，脏衣由武举人回去自洗。武举人仍不答应，一定要赔他一件新衣。县令说：“好，衣服由我负责来赔。但你轻不避重，依法例，该笞你四十；看在你是举人的面子上，减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减一半；只打十下，如何？”武举人连忙求情：“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

2.唐律和宋刑中的交通安全文化

在唐律和宋刑中，也有不少关于交通安全的规定，例如不准在闹市或人众处跑马，不准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等。若违反了规定，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1）古人也“飙车”？

“飙车”是现代特有的名词，由于速度太快，“飙车”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严禁追逐竞驶。古代的“飙车”就是跑马，和现代一样，古代对“飙车”也规定了严厉的安全惩罚措施。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唐律中“走车马”的“走”指的就是现代的“跑”，而现代的“走”在古代是“行”。

根据唐律，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唐太宗后来改打屁股。若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就要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唐朝时期，封建五刑已经定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刑罚体系。唐律规定五刑共二十等，即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若犯杀人罪减一等处理，那就要处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被判流放夜朗，而到了宋朝，《水浒传》里面的宋江、林冲和武松都被流放过。在现代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而在古代，则要被流放到三千里的“化外之地”去受苦。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若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即罚款。电视剧中经常有策马狂奔者高呼“几百里加急”，这就是有紧急公文，行人须予以避让。

（2）古代还有哪些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不安全行为？

唐律严禁私人侵占街道，或将污秽之物排放在街道上，并禁止在街道两旁取土。此外，唐律还禁止在人烟稠密的道路上射箭、放弹以及扔瓦石，并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如果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置障碍，也要设置明显标识。如果设有标识，仍有杀伤，后果由行人自己承担。

宋朝的一件奏折专门提到京师开淘渠堑时，因无遮蔽物，可能对行人造成危险，建议水井无栏木、泥坑无物遮拦的，由“地主”设置保护栏，免伤民众性命。《宋刑统》中，也有“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3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3）如何保护交通事故受害者？

在交通事故中，撞了人、撞伤人和撞死人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肇事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在这一点中，现代社会与古代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撞伤人要承担包括后期治疗在内的医疗费用，如果伤者不治身亡，肇事方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古代，则有专门的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规定。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对于内脏损伤、内出血等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检验定性的，所以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古代刑法中设立了保辜制度。即凡是斗殴伤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如果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死亡，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如果是在时限以外死亡的，就只是个伤害罪，这种制度就称为保辜，所定保证期限称为辜限。西汉初年规定保辜的时限是二十天，这是现存最早关于“保辜”的法律条文。清律中对保辜期限专门注释：“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现存资料对古代如何审理交通事故案件记载较少，较为完整的一份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其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卷宗。该份名为《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的案卷，目前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文书卷首残缺，结尾完好，中间或有残缺。经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考证，此案卷系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6月高昌县审理的案件。根据卷宗记载，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致使车马不受控制，轧伤了在门前玩耍的2名儿童，致2名儿童身受重伤。官府在确认案件事实后，责令被告康失芬实行保辜。

在康失芬一案中，主审官决定先保辜50日，减一等处罚。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同意实行保辜，并找人担保。担保人保证康失芬支付医药费，并且不随意离开居住地，如反悔或逃亡，担保人负连带责任。

（4）水上交通安全规定有哪些？

除了陆路交通，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规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如果违反，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改为打屁股。

此外，《宋刑统》还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不得在中流索价；出航，要避风浪，船主对预知的可能风浪所引起的灾难，需承担法律责任。

（5）如何保护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出行时的人身安全？

为了保护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出行时的人身安全，唐律对于国有马匹的日常管理和训练作了详尽的规定：“诸官马乘用不调习者，一疋笞二十，五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长孙无忌在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依《太仆式》：‘在牧马，二岁即令调习。每一尉配调习马人十人，分为五番上下，每年三月一日上，四月三十日下。’又令云‘殿中省尚乘，每配习驭调马，东宫配翼驭调马，其检行牧马之官，听乘官马，即令调习。’故‘官马乘用不调习者，一疋笞二十，五疋加一等’，即是四十一疋，罪止杖一百”。

参考文献：

黄军.我国古代的交通规则[J].交通与运输,2011(7):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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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唐宋交规:闹市“飙车”严重者可判流放[EB/OL].(2016-01-26).北京晚报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662243.html. 

中国古代道路发展及古代交通管理[EB/OL].(2014-3-18). http://www.xcygj.com/n-show-42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