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2010.07.06

我的一个做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好朋友，当初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激进的学生领袖，现在却常常跟我讲“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好像我是个激进派似的。

我说：我是做实验的科学家，整天都和事实与逻辑打交道，并且整天在思考新的实在的可能性。我不能保证我的每一个意见和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好像我会跟你一样常常不靠谱。

他说：你是做实验的，我也是做实验的，我做的实验规模比你的还大，你怎么就能肯定你的东西更可靠？

我于是就问他：你的实验有没有能够重复的？在多大程度上能重复？

其实他老兄的实验其实还不算大，至多只是一个或者几个村庄的事儿，所以还能有一些能够被控制和重复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得到的经验和认识。相比之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在中国做得实验才叫大，那才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他老人家用“上九天揽月”和“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敢教日月换新天”，慷的当然都是老百姓的慨，结果却是导致当年正常的四口之家一个月按规定能够买到的菜油连吃一顿水煮鱼的量都不怎么够，就更别说整天有鸡蛋白糖了。这个实验是不可以重复，也不能再重复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在乌有之乡的社会实验中还可能再次发生。

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在未得到利益的时候，往往去抱怨和反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制度；等到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又会去维护和捍卫这个制度。除此之外，大概还有那些“既不得利益”者，反正这辈子半生已过，又看不到更多的希望，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制度，还把自己美其名曰为坚定的“不满现状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类。

《“既得利益”和“既不得利益”》博文：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1294

相比之下，这几种人关心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

前两种人关心的都是“既得利益”，无非是“既得利益”的有无和多寡，以及在哪里；而后一种人关心的是自己的“既不得利益”，反对任何人现在和将来可能的“既得利益”。

前两种人可能更关心具体的just；后一种人原则上更关心抽象的righteousness。

前两种人关心justice for as many；后一种人关心justice for all。

前两种人还算human；后一种人却试图成为god去解决问题。

不过，非常吊诡的事情是，那些试图成为god去解决问题的人，最后几乎都会成为鼓吹阶级斗争和极权的devil的代言人。

《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常常会成为魔鬼代言人？》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times.com.cn/m/user_content.aspx?id=330172

科学网上这几种人都有。您究竟是哪一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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