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自己仍然从事病理和超微病理工作，自己主要精力在临床研究和诊断上，偶尔参与一些科研工作。体会是国内临床病理工作和国外的严谨程度基本一致，但研究工作在原始资料保存和接受别人质询方面相差太远。

临床资料保存好，一方面是国内所有大中医院都有良好的病理学体制，另一方面也是为满足患者的会诊要求，这也是医院在医疗纠纷中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社会现在已经无条件接受任何患者或家属查看原始病历和原始切片的要求，不仅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而且希望把切片送到上级单位或专家处会诊。我曾经在天津诊断过一例“线粒体脑肌病”，患者是一个农民，后来北京一家医院除看我们的报告和照片外，还亲自观察了我们的电镜标本。因为这种病很少见，患者晚期病情又复杂，因此需要敲定每一个环节。好在我们很好地保存了这些标本，如果没有了这些标本就说不清了。类似事情在国内所有医院都很正当，很平常，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

但如果是国内科研，情况就不同了。首先你没有权利去检查别人，甚至认为你没有怀疑别人的权利。其次，人家也不会允许你去检查或过目原始纪录和资料。如果你一定怀疑，而且说出来了，人家会说“你的也不完全真实”。因此，国内课题是不能随便怀疑，不可随便查的。

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必要去算后帐，挨个去查大家，这样作只能引起混乱。但是我们除了学习西方那些表面规则外，更应该落实他们那些潜规则，迅速建立起开放的科研“后评估”体系，鼓励研究人员去咨询和接受咨询。近几年国家课题研究经费并不少，但每个课题效率如何？方向如何？真实性如何？应该在结体后仍然进行定期复查和评估。根据研究方向，真实性和社会需要，对研究人员进行客观评价，成为以后是否继续支持该研究方向和研究者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