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明朝一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长者

来源：斯坦尼斯刘夫斯基 回到2049 2019-06-06

方以智来自回到204900:0016:31

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

明天就要高考了，希望各位考生老板今晚好好休息，明天顺利发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学到专业知识之后再来给我批判一番。

今天我们来说一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我相信你是没听过，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方以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他呢？我也不知道，讲故事呗。17世纪，是科学革命走向全盛的黄金时代，在欧洲，牛顿、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惠更斯、胡克、莱布尼茨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彪炳史册。这些人物结合历史进程的自我奋斗，使得人类第一次得以用科学的方法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乱世年代，不过在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影响下，沿袭西学的风潮正在逐渐兴盛。上自大学士，下自芸芸士子，都在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大不相同的思潮中，关注起自然科学，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方以智便是其中之一。

方以智自画像

方以智生于1611年，江南省安庆府桐城县人，这哥们的求学气魄极为宏大，这辈子的目标就是要搞一个大新闻，他希望删古今之书而统类之，不管什么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应该给它们都收集起来，什么东西有用就用什么东西，极具务实精神。在幼年的时候，方以智便聆听日后的兵部尚书熊明遇讲授西学，成年后与很多传教士交情很深，曾在穆尼阁、汤若望等处学习数学和历算，对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所涉猎。他提出“借远西为郯子”，意思就是要像孔子问学于郯子那样，吸收西学的精华，特别是西学中的自然科学。总的来看，方以智在物理学与天王学上颇有成就。

汤若望

首先我们来看方以智的物理学知识水平。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物理”一词是清末时期引入日本的翻译，但其实物理这个词古已有之，比如说《庄子》中就提到过“析万物之理”，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在序言中也提及了“物理”，意思是格物致理。而方以智的代表作《物理小识》更是直接以物理为名。方以智所谓的物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包括了“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也就是所有自然事物的属性及其变化规律，可见这和物理的本来意思基本差不多。

徐光启与利玛窦

在《物理小识》和另一部著作《通雅》中，方以智辑录了各种学科的大量知识，其中包括天文、算学、地理、生物、矿物、文字、音韵、文学、艺术等等等等，力图汇总当时的一切知识。虽然不自量力，但是勇气可嘉。方以智对当时的空谈家很是鄙视，说他们天天背诵一些死人说过的话，但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运行规律，却显得是那么的too naive。

与空谈家相反，方以智力图对日常所见的各种物理现象都详加解释。比如说潮汐，古人有的说潮汐来源自神龙海怪的变化，有的说是由于大地的沉浮。而方以智则查阅了我国沿海和西方有关潮汐的记录，了解到了“月高潮小、月低潮大”的现象，得出了“潮之应月”的准确解释。在对指南针的解释上，方以智非常赶时髦地结合地圆说，指出磁极就是地球的两极，地球旋转的时候磁极保持不动，所以指南针就可以永远指向南方。方以智还记录了指南针偏东的现象，并比对了四方海商在“大秦西海”指南针偏东的记录，这个大秦西海就是地中海，只可惜他未能更进一步，并从中看出磁极相对于地极的偏移。

在光学上，方以智记录了光的反射与折射、用冰透镜取火的方法以及光的色散。他写道：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映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蜺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通此理。也就是说，搞一个棱镜可以看到太阳光分散成五个颜色，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应该都是相同的道理。方以智在这里，从棱镜的色散，阐发到飞瀑和洒水的虹彩，再到霓虹、月晕等光学现象，将其统归为一个原理。很明显，这种归纳推理已经有了科学方法的雏形。

在各种物理理论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方以智还提出了一种波动光学学说，今天的研究者将其称为“气光波动说”。方以智认为，光的本质和声音是一样的，都是气的运动，这种运动通过气的“摩荡嘘吸”向外传播。进一步的，方以智推测光也有衍射现象。为了防止误导各位老板，方以智做了什么实验我们就不说了，毕竟我们总是很容易记住错误的东西。总之事实上，方以智对光的衍射的解释其实是错误的，而他的实验也并未证实光的衍射。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方以智未免有点愚蠢，但此时在西方，笛卡尔也才刚刚提出光的以太波动理论，格里马尔迪还未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光的衍射，惠更斯将光解释为通过以太传播的机械波，西方相对完善的波动光学体系，还要等上几十年才可以建立。

总之在今天看来，方以智在物理上的诸多观点难免粗疏，特别是缺乏合理的科学实验和数学工具加以验证，更是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但他主张“核物穷理，毫不可凿空者也”，力图为自然建立客观理性的解释，注重理论结构的内在逻辑，如此的尝试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和可贵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方以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在17世纪时，天文学是引领科学前进方向的学科。随着明末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许多新的天文理论和观测方法也传到了中国。在西方那套理论的指导下，方以智意识到“地体实圆，在天之中”，也就是大地其实算个球，被包含在天空之中。方以智还用向北走250里，北天极会升高一度的事实，来解释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央。方以智应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他将大地比作核桃肉，凸起的地方就是山，凹下的地方就是海，形象地说明大地并非漂浮在海洋之上。

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大地是球形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另一端的头朝下的人是如何站立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方以智如此解释：他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央，所以对于身处地球表面的人来说，处处都是下。虽然这并非万有引力的科学解释，但至少也突破了传统思维中绝对的上与下的窠臼。

在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一系列前人从未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得以发现。这一成就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迅速传到了中国。《明史-天文志》便记载了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像瓜一样的火星，其两侧还伴有卫星；木星的四颗卫星绕母星飞快运行；金星也有阴晴圆缺现象等等。方以智通过金星与月球相似的盈亏变化，正确地认识到这是由于金星围绕太阳运动而产生的，而且方以智认为水星也是如此，不过由于距离太阳太近而且体积太小，所以人们无法观察到。进一步的，方以智猜测绕日运动的金星和水星，是从太阳分化而出的。不过他依旧认为月球、太阳、火星、木星、土星等，是由近到远在绕地球运动。这一似乎是折中地心说与日心说的观点，是方以智在传教士带来的托勒密地心说基础上的进展。

当时在17世纪的西方，日心说已经逐步取代了地心说。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和科学之父伽利略，相继完善了哥白尼体系，而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发现的光行差，更是给了地心说致命的一击。从方以智的著述来看，这些新理论未能随着传教士及时进入我国，毕竟宗教对于伽利略等人的行径很是警惕。此外，我国古代已经认识到陨石来自于天外，当然了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陨石是陨落的恒星，同时也知道了彗星是反射阳光而发光的。但方以智却沿袭传教士带来的完美宇宙的观点，认为陨石和彗星是地面上升的土气，遇到天空的高温带烧结而成的，整个过程就好像陶器的烧制。这是方以智在汲取西学过程中不足的地方。

好了关于方以智的话题基本就是这些。其实在我国古代，类似方以智这样的力图包罗万象的学者并不罕见，比如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等，他们的某些观点也要更胜于方以智。但方以智尤为突出的地方，则是他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评价方以智说：方以智为学有尊今、尊疑、尊证三个特点。也就是注重考查现实，敢于提出怀疑，尊重事实证据。方以智说：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方以智认为，学术作为智慧的沉淀，本就应该新人胜旧人，别动不动就追溯三代、引经据典，并无卵用。不过，方以智虽然尊今，却并不斥古，对于古人的智慧，他也充分尊重，他曾说：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也就是说，前人整了那么多好东西，我现在全可以享受到，这该是有多么幸运啊。比如说为了研究岁差问题，他就收集了三代春秋以来四千余年的天文观测资料，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天文学家的测算，并结合西学的分析套路，才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求学的门径，方以智主张大胆怀疑、发现问题，才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而在怀疑之后，则要用实证的方法来解疑。在《物理小识》中，“试之验”、“未试”、“累试累验”、“今之不验”等词句随处可见。比如说在研究共振时，这哥们就做了个试验，他将调和的琴瑟分置于门内外，门外弹奏时，门内的弦果然也动了，以此来验证沈括此前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的这套理论不仅对我国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刀，也把刀锋对准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资料。比如说汤若望有一本记载人体解剖的书，名叫《主制群徵》，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方以智认为这是一派胡言，然后就给删了。而在托勒密的九重天体系中，有一重是神灵居住的“宗动天”，但方以智同样认为这东西不靠谱，他还列举了西学著作中关于宗动天相互矛盾之处加以说明。这些正是方以智与徐光启等人因西学而信西教的不同之处。

虽然方以智的很多很多观点，今天看来是如此幼稚可笑，但不能否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主流文化之下，我们不敢保证这个小小的开始会带来怎样的突变，但这唯一的星星之火最后还是被扼杀了。明朝灭亡后，方以智矢志抗清，追随南明小朝廷辗转于江南。失败之后他遁入佛门，但仍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终于在60岁时被清廷逮捕，押解途中自沉于江西惶恐滩。在方以智出生的前一年，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了星空，引发了天文学革命，而在他死后的一年，牛顿在皇家学会发表了关于光学的论著，继而建立起了经典力学。夹在两大标志性事件中的方以智，就这样毫不知情地亲历了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衰落。之后，科学在西方喷薄发展，推动了启蒙运动，使人类迈入理性时代。而在中国，徐光启、方以智等人先后在政治动荡中死去，西学东渐时翻译的上百本学术典籍纷纷化作灰烬，方以智的精神也后继乏人。终于，中国对西学的态度，从“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摇身一变成为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保守与自大。光阴荏苒，转眼间就是200年，等到中国人再次觉醒时，已是1840年，不过这一次却不是自然醒，而是一声炮响，轰开了帝国的大门，也敲响了黄昏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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