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战略大国，从政府到国会，再到社会各层面，对于战略研究与制定都十分重视。具体而言，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注重顶层设计。作为总统制国家，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在战略提出和制定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主导和优势地位。虽然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总统和联邦政府提出的战略在国会有可能受到牵制，但总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宪法和国会，对国会的牵制加以规避。特别是在应对危机和紧急状况时，总统权力具备一定的优先权。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这些领域的战略往往是以总统为核心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体系，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特征。除此之外，大部分情况下总统所提出的战略如果得到广泛接受，那么在国会也会获得良好的配合与支持。

在对内的国家发展战略上，白宫和联邦政府也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比如近几年涉及美国发展战略核心问题的“美国2050”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近几年每年都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这些战略都是以白宫为主导设计和规划，其制定和实施都由总统最终负总责，因此在整个战略体系的设计上有着明确的对等权责关系。

美国的国家战略在形式上表现为在多个领域形成不同战略，包括安全战略、创新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环境质量战略、空间战略规划等。但不同的战略总体来说都是出自于总统和白宫以及他们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并且集中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这些战略虽然看起来具有各个部门和领域的性质，但它们的核心理念与战略目标都源自顶层，具有顶层设计的性质。由此，这些战略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相互关联、分工明确的国家战略体系，在顶层目标、中层执行与底层操作之间形成了有机衔接和有效关联匹配，具有较好的可执行性。

注重协调层的作用。战略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妥协与平衡利益，实现最有效目标的过程。所以，在美国国家战略的运行之中，协调各方利益的职能就显得非常突出。美国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体制中，为了增强战略的协调性，提高战略实施和监督的一体化能力，领导人往往将协调层视为一个十分关键的层级和环节。

美国的战略协调机构在行政分支的形式主要是“委员会”“顾问”“办公室”等。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科技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委员会”属于内阁层次的部门间机构，往往由总统担任主席，由副总统、委员会下属办公室主任、相关业务的各个部的部长作为委员。例如，根据奥巴马签署的《总统政策指令1：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的组织结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来自经济、能源、司法、国土安全与反恐、科技问题等政府组成部门，并且设置了各部部长委员会、副部长委员会、机构间政策委员会三个层次的委员会，可谓是一个“超级”协调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形式的决策模式，确保了从不同视角和部门对战略问题加以自由沟通，并由总统对重大事项及时做出决定，减少和避免了各部门之间沟通失效情况的发生，确保了总统的战略决定能够得以有效实施。

此外，总统“顾问”“助理”及其领导下的办公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的协调性工作，成为国家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中介”。这些机构需要及时收集和汇编信息，向总统提供不受部门利益所左右的独立性建议，并提请总统召开会议讨论重要的战略议题。

在执行方面，协调层需要监督总统所确定战略的执行，协调政府组成部门之间，各个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协调层重要的职位与机构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顾问及其下属办公机构、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

注重战略咨询机构所起的作用。在白宫，为了给总统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建议，政府设立了各个领域的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为总统提供咨询意见。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来源十分广泛，通常按照其独立性和非党派性进行挑选，大部分是来自各个领域内非政府部门的专家或者企业家。例如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属于美国总统办事机构的组成部门，是由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专为总统提供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咨询。环境质量委员会由专家和顾问组成，专门负责调查、研究、考察、探讨与分析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问题，并向总统提出各项政策建议，以达到环境保护的需要与目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他们具有科技方面广泛的专业知识和远见卓识，负责就科技战略的有关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该委员会还是私营企业与国家科技委员会的沟通渠道，此渠道为联邦政府制定科技战略时能充分听取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保障。此外，总统可以根据情况设立新的咨询委员会。例如，金融海啸及复苏期间，奥巴马设立了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白宫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后撤销）。这两个委员会主要由非政府官员的各行业杰出人士组成，在金融危机和复苏期间为总统提供提升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就业岗位和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参考意见。

注重动用社会力量。美国是一个战略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各种战略研究机构在美国十分活跃。如果说总统和白宫的咨询委员会是官方战略智库，那么美国还存在大量的半官方和民间智库，以及大学中的战略研究机构。它们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战略研究机构，虽然没有参与战略制定的法定权力，但由于它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独立性并且质量高的特点，它们在国家战略制定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优势地位，能够对国家战略制定形成重要影响。此外，某些智库的重要领军人物还与总统、国会、政府行政机构以及社会各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和一定程度的信任，从而有机会对战略制定者产生直接影响。

美国在制定战略过程中十分依赖这些社会力量。例如，“美国2050”区域战略规划是美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全国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此战略由联邦政府提议，是构建美国未来40—50年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和顶层设计。为了研究与确定整个战略，联邦政府组织多个政府部门、区域规划机构、企业、大学等共同组建了“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该研究项目。再如，2011年起每年都发布实施的《美国创新战略》，是奥巴马上台后推进构建美国新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为了制定此战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开展了针对新战略的全民创意征集活动，由全体国民共同决定新战略的发展方向。

程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由于国家战略往往由总统推动形成，战略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总统本人的政治理念、管理风格、领导能力、宗教信仰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具体的与战略制定有关的协调机构和组织结构一般由总统批准决定，因此战略制定的具体流程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由总统自行决定，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法定流程。这就决定了，在战略的具体制定程序上，战略制定的主导者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从而能够很好地根据轻重缓急，根据形势发展来采取不同的程序制定战略，保证了制定战略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当然，类似征求内阁相关成员的意见，征求国会和民众的意见这类基本的程序在许多战略制定的过程中仍然是有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