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以前，读书人已开始相互借书。那时，在藏书人与借书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即借书人在向藏书人借书时往往以一瓻（音chī，古代陶制酒器）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古人谓之“借书一瓻，还书一瓻”。
　　在活字印刷尚未发明、雕版印刷又不普及之时，图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其宝贵程度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书籍得之不易，读书人才格外珍视，不肯轻易借人。不论是后世演绎还是误传，“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到魏晋时期便演变成“借书一嗤，还书一嗤”。此说后来又被人演绎为“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唐人杜暹在其所藏之书皆钤“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之印，希望子孙善守先人手泽，勿借勿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明代范钦为其天一阁藏书楼立下“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家规。明朝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则干脆说：“以书借人，是仁贤之德，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岂可但以痴目之哉。”
　　近代，书籍成为一种普遍之物，再也不像古代那样珍贵难得，但即便如此，借书同样是一种大忌。围绕借书，发生过许多饶有趣味的逸事。
　　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之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胡适听说某人在做什么研究之后，便主动将自己的独家书籍资料借给对方。周汝昌就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少不更事，竟向胡适提出借用他所藏世上唯一 一部无价之宝“甲戌本”红楼梦。不想，胡适居然真的借给了他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胡适不但让专人将此书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从未催问。要知道，胡适去台湾时唯一带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甲戌本”红楼梦。此后，这本书在北美红学会上展出时，仅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常将书借给学生。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对此，沈从文从来不记在心上。但是，沈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曾有如下抱怨：“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与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报我的好心，能一 一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
　　与胡适、沈从文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对书异常吝啬。他和鲁迅反目后，将鲁迅的许多书据为己有，不许鲁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诲子弟不要将书借给别人。
　　1954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事情一时陷入僵局。最后，在田家英和汤用彤的反复努力下，向达同意破例借书。但是必须一个月之内归还。结果，毛泽东很守信用，第28天就把书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