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 贝尔论技术与文化（续）

武夷山摘译

从社会学上说，技术发生的影响是双重的：（1）在经济学这个维度上发生的变化；（2）人们之间的互作用的增强。

第一点，由供应决定转向需求决定。

第二点，社会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带来了工作和概念方面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文化的调和（Syncretism）。

从原理上说，上述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其独特之处在于规模的变化。

约翰. 冯. 诺依曼在1955年就说过，不断增加的发展速度从规模的扩大上反映了出来，因为人的反应时间是有限的。（博主：其意思似乎是，只能用大规模来对付高速度。）

社会具有三个独特的解析维：文化；政治实体（Polity）；社会结构。它们各有不同的轴心原则和不同的历史节奏。

文化的主题，是不同时代中拥有历史感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些存在主义的问题――如何迎接死亡，忠诚与义务的性质，悲剧的性质，英雄主义的定义，爱的拯救功能（Redemptiveness），等等。于是，文化的原理就是回归，不是形式上的回归，而是所关注的问题的回归，回归到表现了人类存在之有限性的那些根本性的模式（Modalities）上。

文化包括了象征性表达的诸领域，如绘画、诗歌、虚构作品等。

社会结构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专业体系之领域。

政治实体是根据正义的立宪原理来调节冲突的领域。

我们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出现过乐观主义与绝望情绪的反复循环。……卢梭将社会看作是压迫性的，只有自然是美好的，历史是一种幻象。不到一百年后的孔德则认为，社会是开放的，自然是可塑的，历史是进步的。如今，文化悲观主义者占上风，他们觉得：社会是妖物，自然是桀骜不驯的，历史是启示录般可怕的。

“丹尼尔. 贝尔论技术与文化”的第一部分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7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