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缪雨的“两个凡是”说起

武夷山

香港的缪雨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说过：“凡是列为世界文学名著的文艺小说中描写的爱情故事，必定不是夫妇之爱。凡是荡气回肠、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必定是畸恋或邪恋。这是我的两个凡是”。

人生也有涯，而欲也无涯。这里的“欲”不带贬义，只是说，人想做很多事但做不成（比如在和平年代当战斗英雄），想从事很多职业但不可能（比如我上幼儿园时“创作”的一幅画，画中人身挎军号――我想当个号手；腰别手枪――我想当个军官；脚穿马靴――我想当名骑兵；手提机枪――我想当机枪手。我不管这几个身份有无矛盾），想去很多地方但去不了（年轻时有体力不过无钱无空，年老了有空暇有财力不过无精力），想回到汉唐盛世或者徜徉于未来世界又违反自然规律，于是，只好代偿性地读读小说，在心理上、想象中、读完小说后的梦境里，英雄也当了，多重职业身份也体验了，异国情调也领略了，历史与未来都经历了。这就是好小说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所在。同理，小说家也有“欲”，现实生活中不能杀人，在故事中杀人如麻也不犯罪，不亦乐乎。我这么说也许简单化了些，小说家们切莫怪罪。

因此，总的说来，文艺作品是供你代偿性过瘾的，不是供你仿效的。当然，我们有供人仿效的成功文艺作品，如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即便如此，此片中也有可供代偿性过瘾的情节――瓦西列夫娜与土匪打交道），但这样的作品难以成为流传千秋万代的经典。成为经典的，符合缪先生“两个凡是”标准的恐怕更多一些。遗憾的是，有些读者不由自主地要模仿文艺作品中的那些畸恋或邪恋，模仿书中的作案手段，模仿书中人物的种种行为（比如学着少年维特去自杀）。然后，当局就要用“考虑社会效果”来取缔一些作品了。

正确的科研方向是从哪里来的？不好回答，但是，凡是在理论上给人带来深刻震撼与启迪的思想，在刚提出时必定是匪夷所思的（比如，老子的有生于无，达尔文的进化论，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弦论，等等），凡是在实用中给人带来巨大益处且副作用较小的发明，必定是受启发于大自然的已有事物，属于顺道而行（如透镜、风车、中医药）。另一些发明则似乎是与大自然背道而驰的，如标准化（大自然是多样化的）、核电、避孕手段，它们也对人类发展做出了难以名状的贡献，但其潜在风险万万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