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将科学作为传统观念的对立物，作为批判传统观念的武器，而没有意识到，科学内部也存在一些需要批评甚至抛弃的传统观念，比如，“科学发现和实验的结果必须能复制出来”也许就属于此类传统观念。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的《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便是一部解构科学中传统观念的力作。

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严肃学术著作。用Google Scholar查询可知，此书已被引用700多次。阅读此书后，我有3点强烈的印象。

第一，作者是位饱学之士。因此，即使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他也时不时兴高采烈地旁征博引，引用类型包括小说、科幻作品、绘画作品、电影和电视剧。

第二，他是行动之士。像我国“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温铁军自称是“用脚做学问”（深入基层调查和帮助农民做实事）一样，柯林斯也是深入到实验室，不仅仔细观察科研过程，对科学家作访谈，而且直接参与到科研活动中，这样他就获得了被他研究的科学家的充分信任与接纳，取得了翔实的研究资料。

第三，他的论证非常坚实有力。关于科学上的可复制性的要求，他首先分析说，用什么样的实验来确证或否证原来的实验结果呢？“当第二个实验的每个方面都与第一个实验完全相同时，它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实验”（29页）。后续实验的确证力似乎随着新实验与原实验之间的差异程度而增加。可是，如果在差异足够大的情况下否定了原实验结果，那原实验者一定不服气，说你这个实验都走样了，当然得不出我那个实验的结果。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新实验与原实验的差异度多大才合适？才能为科学界所接受？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其次，他用雄辩的事实表明，同一位科学家在复制第二台科学仪器时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复制过程涉及大量的意会知识，最后，好不容易复制成功了，但这位科学家自己也讲不清楚原先连连失败的症结在哪里。本人复制同样的仪器都困难重重，那么复制别人的实验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再次，在论证中不能将本来还有待证实的东西作为论据来使用（这种行为用英语来表达是beg the question）。例如，为了验证引力波是否存在，什么样的仪器是好仪器呢？“如果有引力波存在，那么，能探测到引力波的仪器就是好仪器；如果引力波根本不存在，那么，探测不到引力波的实验就是好实验。”（77页）既然我们还不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任何人断言某仪器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其实都属于beg the question。实验仪器的好坏都不好说，那么实验结果还能是斩钉截铁的吗？最后，说起来，大家都承认可复制性是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在实践中，谁也不愿意做复制性的实验，因为科学界崇尚的是原创性，我用一个漂亮的实验验证了别人的结果，那有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往往在严重怀疑别人的实验结果时，才会下决心去做复制性的实验。可是，严重怀疑已经在先，他们其后的观察能否保持客观，则又成了问题。在理想情况下，实验之前应该是不抱任何成见的。总之，根据本书作者令人信服的论证，我得出的结论是：不要迷信可复制性。于是我想到，不少人将疗效的不可复制性作为“中医不科学”的铁证。中医很冤枉啊！它本来就认为各人的病因不一样（即使表面症状一样），因此，药方要“随症加减”疗效才好，怎么能为了配合你的可复制性检验而给不同的人开一样的方子呢？那不是拿病人开玩笑吗？

关于可复制性，我还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华南虎照片真伪问题上，挺虎派与打虎派正斗得剑拔弩张。目前，挺虎派手中有一柄利用了“可复制性”思想的利刃，他们说：你们讲这些照片是伪照的，还模拟出了作伪过程，那你们就复制出一批作伪照片来，我们不就输定了吗？复制照片的成本是很低的呀，你们怎么谁也不这么做？现在，照片真伪尚未见分晓。假定最后证明照片为假的，那我们就见识了一场用“可复制性”为作伪辩护的精彩表演。妙哉！

本书的总体翻译质量似乎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为什么把作者的名字Henry（通常译为亨利）译为“哈里”呢？(博主2008年2月24日补注：此人叫Harry，译为“哈里”是对的。但是，中译本在版权页上出现的却是Henry。）51页的“做一次旅行”，也许译为“出差”更像中国话。Terraputer在书的不同地方出现了不同的译法，大概是统稿做得不够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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