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中信所 武夷山

2014年，自己能认真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尤其是认真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并注意依据相关精神来指导自己分管部门的工作。也按照人事司要求认真学习“科技部干部在线学习网”的课程，到现在为止已修了57个学分，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在线学习任务。

今年，继续参与了科技部有关司局的相关工作，例如，受政策法规司科普处委托，担任全国优秀科普著作评选的专家评委；受政策法规司委托，担任科技部培训项目立项的专家评委，等等。科技部交办的任何工作，任何事项，我都会认真对待。

我具体分管单位是情报方法研究中心。与情报方法研究中心领导班子经常一起讨论工作，给以力所能及的指导。今年，该中心各项业务继续取得良好的进展，聊举数例。

1．在该中心研究人员支持配合下，我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始了第一年紧张有序的研究工作，项目团队迄今已经发表了标注基金支持的相关论文11篇，其中SCI或SSCI论文两篇，实现了开门红。

2．一年一度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新闻发布会顺利举行，仍然是在9月间举行的，为此中心研究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今年仍然由我代表本所发布中国国际科技论文的相关数据，会后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进一步宣传、阐释我们的成果。

3．该中心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一项委托项目（社会科技奖励影响力评价），获得了国际合作司中外创新对话专项的两个项目。在这些项目的策划与申请书撰写过程中，我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情报方法研究中心很多主体业务的进展，不仅凝聚着广大员工的心血，而且也有我的绵薄贡献。

我分管所学术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学术报告会是其任务之一。截止到2014年11月13日，学术委员会共举办学术报告会19场，比上一年多5场。其中我邀请报告人的有10场。今年，由于人事处规定，听学术讲座可以算继续教育的学分，员工听讲座的积极性比往年大大提高。累计听众达1700人次，比去年增加73.5％！

我们每场报告会都发放问卷，寻求反馈。调查问卷显示，学术报告会总体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听众都认为学术报告的效果“很好”或“比较好”（这个百分比可以认为是满意率指标）的有11场，占报告会总场次的58%，其中由我请来报告人的场次就占64％。中科院物理所曹则贤研究员的“可怜同心不同时——作为时间函数的情感生活”获得100％的满意率；旅美历史学家王作跃教授的“留美华人科学家与（中国）台湾的科技发展”获得99％的满意率；清华大学副教授黄萃的“制度与技术的对话”获得98％的满意率。满意率前3名的报告人都是我请来的，这与我在学术报告的组织筹划上付出的努力是相联系的。

 另外，学术委员会在科研项目评审、公共财政经费使用项目立项审查和结题验收等方面也配合科研处做了不少工作。这类评审会议，很多是由我主持的。

作为《情报学报》的主编和《中国软科学》的常务副主编，在这两本杂志上都投入了很多心血。 从2012年起，我们在每期《情报学报》增加了一个“编者的话”栏目，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从2013年下半年起直到现在，每期“编者的话”我都是自己起草或指导我带的博士后起草，然后由我修改定稿。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起草了11期的“编者的话”。每期“编者的话”只有一页纸的篇幅，受篇幅限制，反而更难写。今年，由于种种原因，《情报学报》有拖期现象，为了尽快追回进度，我们要求主编、副主编都参与审稿。我自己带头，高效率地审了多篇稿件。

除了本所分管工作之外，我有时也参与了与本所业务紧密相关的一些社会学术活动。例如，8月25日，我应邀在“《中国管理科学》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暨中国管理科学期刊发展论坛”上发言，比较了中国管理学期刊与国际管理学期刊的各项文献计量学指标，受到很好的评价。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提升本所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我所近年来学术实力不断提升，我所的国际显示度也相应提高。现在，很多国外信息出版公司高层官员访华时，都要来我所访问。今年，我已接待多批来自汤森路透集团、爱思唯尔集团等国际大公司的高层官员。

2014年5月19－20日，我代表中国去巴黎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IFAP）政府间理事会第八届会议，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在会议的三个环节上做了发言。会议第十二项议程是就“教科文组织关于互联网问题的综合研究”开展讨论。由于这是现阶段UNESCO面对的最敏感议题，中国常驻UNESCO代表团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都事先就此议题进行过讨论。我综合了上述两个机构的意见，进行了一些发挥，作了大意如下的发言：

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互联网问题有四个维度，即：信息获取，表达自由，隐私保护，伦理。中国认为，这四个维度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打个比方，这四个维度像是汽车的四个轮胎，每个轮胎都打足气，车才能正常行驶。如果一个轮胎的气足足的，其他轮胎气不足，车就跑不快，甚至有翻车危险。

简单说，任何事物都需要有放和收两个方面，“放”指的是开放、自由，“收”指的是治理、控制。二者必须是平衡的。自从2002年以来，我多年出席IFAP理事会会议或主席团会议，在讨论中听到发达国家代表关于“表达自由”的声音很强烈，有时简直要把其他三个维度的声音压下去了，这是不平衡的。另外，UNESCO这次推出Internet Universality新概念的文件，似乎也是偏重于“放”，在“收”的方面笔墨不够。

下面我再谈谈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哲学层次的思考。我们认为，今后在互联网问题的综合研究中，要加强研究自由与责任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自由与安全的关系。如果说自由是目标，责任、秩序、安全就是前提，人类越想实现自由的目标，就越需要责任、秩序、安全这些前提作为保障。

过去，谈到国际秩序，主要指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我们一直说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现在，是将国际信息秩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若没有良好的国际信息秩序，世界同样不得安宁。我不用举具体的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而要想建立合理、平等的国际信息秩序，互联网的四个维度就必须给予同样的关照，不可偏废。

我的发言获得一些国家代表的共鸣。

4月间，我出席了爱思唯尔基金会董事会电话会议。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出资支持各国的图书情报学研究，尤其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培训活动。我是董事会成员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代表，其余成员均来自欧美国家。董事会成员均不拿一分钱报酬，提供义务劳动，但董事会方面为了表示感谢，可以为每位董事会成员捐款5000美元给其指定的慈善机构。我指定了宋庆龄基金会，这5000美元已经到了宋庆龄基金会的账上。

在指导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方面态度认真，负责任。今年，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指导的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今年获得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

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很好，自我要求非常严。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外，也注意与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班子成员开展与廉洁自律相关的谈心。

  在情报方法研究中心工作指导方面，尽管尽心尽力，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另外，我作为主编的《情报学报》今年出现了拖期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出版时滞达4个月（7月号的杂志，11月才印刷出版）。不管有多少种客观原因，我作为主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编辑部全体同志、三位副主编和我的共同艰苦努力下，到现在为止，今年第12期的待发稿件已敲定。明年，无论如何要防止类似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