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述职报告

武夷山

2012年间，明显感到工作压力更大。除了完成所领导班子内的分工职责外，我在培养年轻人方面的工作也较重，总计带着1名硕士生，3名博士生，3名博士后（近期拟再招1名，增加到4名），是近几年来带学生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健康指标在明显恶化，11月中旬拿到了10月25日体检的结果，各项指标是历年来最差的一次。

能认真参加各项政治学习，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相关文件。通过学习，对如何判断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注意依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来指导日常科研工作。

“18大”报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节中，提出了“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的要求。目前，我所已经做出了构建科技论文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和科技成果数据库的长期布局，以便分别为基础研究、技术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三方面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撑。科技论文数据库是我分管的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三类数据库中建库时间最早，社会影响力较大，但要想进一步完善该数据库，获得更显著的服务效果，同样面临一系列挑战。以下聊举数例。

第一个挑战：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如何向社会各界开放？无论是免费开放还是收费服务，只有开放，才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好的服务效果。上海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工作，其指标体系的设计存在明显缺陷，世界各国科学计量学研究者对之有不少批评。但是，不管有多少批评，由于其大学排行网站是用英文做的，且从一开始就是免费开放的，他们的大学评价工作迅速获得国际科学计量学界关注，该排行榜被国际科学论文引用次数很多。这是开放性助推成功、助推影响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个挑战：为了更好地利用科技论文数据库开展科技评价活动，需要强化一系列的基础工作。例如，汤森路透有自己的文献分类方式，我们采用的是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为了对比中国期刊论文与SCI论文的学科分布，本所科学计量学团队已经对中国学者发表的每篇SCI论文加上了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可是，有的用户想知道SCI所有源期刊分别对应中国国家学科标准分类的哪一类？我们尚未提供这样的清单。

第三个挑战：由于人是有反应的，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如何将这样的博弈关系纳入评价过程的考虑之中？例如，本所科学计量学团队在全世界率先将“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的指标之一。其假定是：由于国家重要基金的申请书都经历了较严格的同行评审，能拿到基金的科研团队从总体上说是比较强的，他们的研究论文从整体上说也应比未获得基金支持的作者的论文要好一些。那么，如果哪个期刊能吸引到较多的基金论文，就说明投稿者认可该刊，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刊的学术威望，因此，“基金论文比”可以作为期刊的评价指标之一。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某些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文稿被录用的概率，就乱标注基金支持，而编辑部是无法一一核实基金支持标注信息是否属实的。于是，这个指标逐渐异化了。我带过的一名博士后的实证研究表明，“基金论文比”数值与期刊评价综合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可是，我们能由于有人乱标注就取消一个本来较合理的指标吗？显然，不应轻易取消，正如不能由于存在着“友情互引”现象就否定引文指标一样。可是，如果继续保留这个指标，如何针对基金标注乱象的现实情况，对评价结果加以调整？

总之，即使单从科技评价这一个侧面说，我们面临的挑战都很严峻。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也需要有效的工作措施。我经常与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的同志讨论以上列举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今后也会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力求拿出解决方案。

今年，继续参与了科技部有关司的相关调研和研讨，积极地献计献策。例如，11月12日，在国际合作司委托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组织的“提升科技型企业国际科技合作能力研讨会”上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科技部的任何工作，任何事项，我都会认真对待。

我具体分管单位是情报方法研究中心。与情报方法研究中心领导班子经常一起讨论工作，给以力所能及的指导。今年，该中心各项业务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仅举数例。

（1）  一位年轻人成功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  响应国务院领导的一项批示，中心就如何通过论文数据来看待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准备了一份资料。9月间，办公厅宣传处安排、约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等5家媒体来出席吹风会，我代表本所介绍了相关研究情况。这些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看法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又被很多主流网站转发。  

（3）  去年争取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一个主任基金项目，即关于2012年基金申请量的预测。情报方法研究中心项目组于3月间去基金委作了该项目进展汇报。听取汇报的基金委有关领导对我们的研究进展非常满意，评价较高。基金委已经公布了今年的项目申请评审结果，我们对申请量的预测值与基金委公布的实际值相当接近。  

（4）  我主持的关于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今年又发表了两篇SCI论文。该项目即将结题。

（5）  在所班子的指导下，主要在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的张罗下，今年本所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联合成立了“ISTIC-ELSEVIER 期刊评价研究中心 ”。

总之，情报方法研究中心很多主体业务的进展，不仅凝聚着广大员工的心血，也有我的绵薄贡献。

我分管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截止到2012年11月底，学术委员会举办或与各中心共同举办学术报告会21场（去年同期为19场），其中13场是我主持的，7场是我邀请的报告人（去年是4场）。累计听众达1200人次，其中本所在读研究生占49%，所内职工占41%，所外听众占10%。学术委员会每次都发放问卷，了解听众的反馈。调查显示，学术报告会总体效果是好的，所有听众都认为效果很好或比较好的报告会有8场（相形之下，去年为5场），占报告会总场数的38%；90%以上的听众认为效果很好或比较好的有17场（去年为14场），占报告会总场数的81%。 另外，学术委员会在科研项目评审、公共财政经费使用项目立项审查和结题验收等方面也配合科研处做了不少工作。这类评审会议，很多是由我主持的。

作为《情报学报》的主编和《中国软科学》的常务副主编，在这两本杂志上都投入了很多心血。 从2012年起，我们在每期《情报学报》增加了一个“卷首语” ，由编辑部主任起草，我修改。这个卷首语系列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好评。

除了本所分管工作之外，也参与了与本所业务紧密相关的少量社会学术活动。由于担任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在2012年11月24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上，我被增补为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11月15日出席中国战略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做了关于知识测度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

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很好，自我要求非常严。曾有为了在《中国软科学》发表文章者不屈不挠地追着我要送礼，都被我婉拒了。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外，也注意与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班子成员开展与廉洁自律相关的谈心。

在外事出访活动方面，4月2日至3日，我代表中国赴巴黎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IFAP）政府间理事会第七届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IFAP政府间理事会主席团的改选。我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事先拟定的立场是：支持原主席团主席、俄罗斯的库兹明先生连任。在会上，我是较早表态支持库兹明连任的。投票最终结果，他获得连任。休会时，库兹明特地走到我身边，向中国的支持立场表示感谢。我在会上还就其他议题多次发言，代表中国发出了应有的声音。

近年来，我所的国际合作已经超出了原先以其他国家科技信息机构或大学为主要合作对象的模式，开始越来越多地与信息出版业的大公司开展合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4月初在巴黎开完IFAP政府间理事会会议后，我紧接着去纽约出席了爱思唯尔基金会董事会会议，这是由于两个会议会期紧挨着，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出席该董事会会议。尽管当这个董事已经好几年了，但受一年只能出国一次的限制，过去都是在我的办公室参加电话会议。在这次董事会上，我就改善董事会工作提出了5条建议，全部写入了会议纪要。我的体会是，通过在这样的组织里任职（除我之外，董事会其他成员都是欧美国家的），就有机会经由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另一个例子，我也担任了“爱思唯尔公司文献计量学研究计划”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成员中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12年间在北京召开，评审了第一批申请项目。可惜，没有一家中国机构提交申请。今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申请，我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这一研究计划的特点，现已有中国学者打算申请。届时，我也会为帮助中国申请者获得批准尽一份力。

部分由于我认真参加这类国际合作活动，使得我所的国际显示度更高。现在，很多国外信息出版公司高层官员访华时，都要来我所访问，尤其是想与我交流。今年，我已接待多批来自汤森路透集团、爱思唯尔公司、Wiley出版集团等国际大公司的高层官员。

去年谈“存在问题”时说，“由于家中有病人每周需要做三次透析，我有多次在所务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提前告退，送病人去医院。对于此举，心中非常愧疚，可是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今年，家里作了较好的安排，未发生因送病人透析而影响工作的情况。

在情报方法研究中心工作指导方面，尽管尽心尽力，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比如，今年新上马的“领跑者5000”相关工作，就是所长亲自推动的，而不是我推动的。学无止境，改进工作无止境，今后还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