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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块去了
武夷山
《读书》杂志1998年第6期发表“卞悟”(即秦晖先生)的文章“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全文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73942/。其中谈到: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强制还是不强制?如今许多国家,包括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与前计划经济国家都在搞所谓的“私有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过“非公有化”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与私有化相联系的提法只是“非国有化”或“非垄断化”。而“国有化”之所以受到反对也不是因为国家这个“公”太大了以致超过了什么经济学的合理限度,而是因为国家意味着强制,而这种强制一旦越出了必要的限度(即:为保卫公民权利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所侵犯所必需)就会威胁公民权(包括公民自由产权),亦即既威胁了单个公民的“私”有权也威胁了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公”有权。
……
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与前文所说的强制还是不强制的问题实乃互为表里的一回事。
博主:在秦晖先生撰文的1998年,强制拆迁问题还不算突出呢。
《读书》杂志2018年11期有康太一的文章,“观念为径”。文章说:
怀特海......一再强调柏拉图曾说的,“世界的创造就是说服战胜了征服”。......一旦诉诸强制或武力,就意味着文明的一次失败;而人的价值与责任就在于他们要选择“说服”。
以上,不同的人在对强制的看法上想到一块去了。以下,两个人在权力分立上想到一块去了。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我一向主张四权分立主义(立法、司法、行政、教育)。
(出处:池田大作等,佛法与宇宙,卞立强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博主:“大学自治”只不过是“教育分立”之中的一项内容。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乃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http://baike.baidu.com/view/23162.htm)。孙先生的想法很好,可惜未能落实。
这两人的设计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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