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两学者关于科学危机的议论
武夷山
Futures（未来学）杂志2017年91卷发表两位挪威学者合写的文章，What is science’s crisis really about（科学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文可免费下载。下面简介该文的一小部分内容。
目前，科学面临两种同时发生且相互交织的危机，一是公众对科学及科学机构所生产的证据不信任，二是科学治理和科研结果的可重现性方面的危机。
他俩认为：
----科学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包括科学的角色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两方面。
----关于危机根本原因的主流解释是不充分的，需要用早就预见到科学危机的一些学者的洞见来加以补充。
----危机的根本原因包括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两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界不可能独自解决危机，因为危机之产生就有他们的份儿，而且他们倾向于维护现状。
----怎么走出危机困境，现在还不明朗，但有些措施是有助于缓解危机的，包括科学界在行为和社会活动上需要作出重要改变。
他俩梳理了过去的“科学危机论”。最早发出科学危机警告的是科学学创始人普赖斯，他在1963年发表的著作《小科学，大科学》中说，由于科学的指数增长，科学将进入“饱和”阶段，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进入衰老期。
科学哲学家Jerome Ravetz（1929年生）在1971年发表的著作《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中，批评了客观性迷思，也批评了关于科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威力无比的迷思。他的终生关切主题是：科学首先是一种社会活动，小科学向大科学（或曰企业化科学）的转变将带来科研事业之社会组织方面的深刻变化。他认为，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将危及小科学时代那种非正式的质量控制安排。于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向Gesellschaft（法理社会）转变，在前一情况下，科学家相互熟悉，他们共同维护着较高的道德水准；在后一情况下，科学界每一成员的价值是用“客观”指标来测度的。他在2016年6月8日出版的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说，将“科学的”方法论施用于科学治理之任务将直接导致腐败，因为凡是这类评价方法体系都可以博弈操纵。2011年，他在Futures杂志发表文章说，这类问题反映了“现代欧洲科学之结构性矛盾的成熟化”。
美国经济思想史家Philip Mirowski在其2011年发表的著作《科学市场：美国科学的私有化》中写道，科学的堕落是因为其对逻辑的依赖和市场需求。他论证说，将科研交给出价最低的竞标者是如何一步步地败坏了科研成果的质量。应当说，Jerome Ravetz的洞见被Philip Mirowski的详细考察所证实了。
D. Collingridge（英国技术哲学家，吕乃基博主曾写过“科林格里奇困境”，就是介绍他的学术思想的，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0844-486515.html）和C.Reeves合写、发表于1986年的著作《科学对权力说话：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指出，科学本来有达成共识的机制，但在政治压力下，这种机制就失效了。他俩用大量事例来论证这个主题，从含铅汽油的恶果到烟草的毒性。他俩直接攻击两个密切相关的迷思，一是理性（指的是，政策行动是基于事实的积累和对不确定性的抑制），二是科学的力量（指的是，科学提供了价值中性的事实，为积极的政策行动提供了依据）。
最后还要说一点，通过风险分析和本益分析（包括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冲击之分析）就有可能对自然和社会过程进行科学量化这样一种叙事，早就受到生态运动人士的批评，比如舒马赫在1973年发表的著作《小为美》便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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