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因一条关于青蛙有助于预报天气的微博引发不少跟贴和评论，我也参与其中，并提到在中央气象台确实有过参考动物变化来预报天气的经历。有人对此不解，向我追问具体情况，这就不是一条微博能说清楚的事了。查了一些资料，概述如下。

在现代天气预报技术相对成熟之前，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界发生先兆变化，总结经验，预报天气，算不上稀奇，如蚂蚁搬家、燕子低飞、蛙叫蝉鸣等。在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技术过度阶段，在方法上出现一些交叉也属于正常。因此，若要回顾历史进程的演变，也要从科技进步和认识提升两个角度来揭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气象探测资料不足，预报人员缺乏，技术方法也相对落后，预报人员在分析了很有限的资料后，确实信心不足，也只好依靠民间看天经验进行补充订正。那时全国各气象台利用天象、海象、物象（动物、植物）对预报结果进行补充订正是很正常的。

1959年2月，当时的中央气象局曾在云南召开补充预报会议，推广雄镇气象台的补充预报经验，就是倡导基层气象站在接收了上级预报台的产品后，要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补充订正。方法包括分析当地收集的气象资料，也包括当地群众的看天经验和天象、物象等。还总结出了补充订正的“八字措施”：听、看、资、谚、地、商、用、管。在这一阶段采取这种措施，可归结为因技术、资料不足导致的选择。

60年代初，各方面条件有了进步，开始比较重视天气图分析了，1963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气象工作会议上，工作部署的第一条就提出：“要提高天气图的分析质量，分析不正确，预报怎能正确？”天气图分析是以动力学、热力学为基础的，可以看出那时开始比较重视现代科学方法了，将天气图分析质量作为基础来要求。

但好景不长，技术的进步在那个年代要受制于政治环境。1964年以后形势出现骤变，1965年6月，中央气象局提出了“图资群结合，以群为主”的政策，所谓以群为主，就是强调总结和依靠群经验、依靠土方法。还提出了要“以群为主，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来”等口号。

1965年11月，中国气象学会在广西召开“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弘扬群众经验，倡导土法预报，批判天气图方法。提出：“补充订正预报已经开始摆脱气象台天气图方法的大形势、大范围天气预报的束缚，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必须大破对天气图的迷信，大揭天气图的盖子，大革洋框框的命，对于天气图方法的迷信必须予以彻底揭露，严肃进行批判。” 并点名批判中央气象台是维护天气图预报的顽固堡垒。按说这是一次学术会议，但政治色彩很浓，在技术政策上出现了逆科学规律的反向倒退。

在后来一个时期，气象局的刊物上介绍了许多群众经验和土方法的效果，包括所谓的先进事例和先进人物，得出的结论是：老农比气象哨的业余预报员报得准，气象哨比气象站准，气象站比气象台准。其隐含的内在逻辑是科学知识越多预报水平越低。还好，仅是预报水平低一些，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念相比，那时还算幸运，没扣上政治帽子。但在后来发生的“文革”中，就大不相同了，全国许多气象台长、预报科长、组长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全国许多气象台都在预报台里建了鱼池或放了鱼缸，养了泥鳅、蚂蟥、乌龟、蚯蚓、青蛙之类的小动物，用来观察物象。中央气象台天气图最多，压力也最大，最后也不得不在会商室里放几个大鱼缸，以观物象。各地的预报员每天还要访问农民、渔民、牧民，听取天气预报意见。有时几个农民的意见不一样，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裁决。有的气象台干脆将老农请到台里做天气预报。当时有的基层领导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用土法做预报，报错了也是大方向正确；用天气图做预报，报对了也是大方向错误。”与无产阶级的草与资产阶级的苗的说法异曲同工。

1975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第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我国恢复了该组织的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团参会。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安排了一个学术报告，介绍中国的气象科技进展情况，世界各国希望了解隔绝了多年的中国。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中国派了上海的一位县局局长介绍了中国“以群为主”的县站天气预报方法，还在会上放映了一部我国“以群为主”开展天气预报的科教片，片名为“天有可测风云”。据说各国代表团听完报告、看完影片后一头雾水，难以理解，不知中国怎么会这么搞。

文革结束后，中国气象业务发展方式逐步出现大的转变，特别是1984年1月，全国气象局长会议上通过了“1984～2000年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在思想上和技术路线上统一了认识，中国气象业务发展开始与现代科技接轨，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尽管对那段历史的评价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以群为主”、“以土为主”的技术路线不会再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