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历史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欢呼雀跃，和反对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强调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以及马克思时代以来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加速度的发展，我越来越领悟到，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飞速发展的人文因素，是在于坚持进化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使西方人从不纠缠于历史问题，总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从不如中国文人那样老是悲悲切切地感叹“人心不古”，而是一心探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观当今中国之世，守旧的“毛派”有为“文革”反案之欲，“儒派”更有复三代之治之想，这些守旧派的主张所反映的是内在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传统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是为消极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严重精神障碍。

严格说来，传统儒家和道家的世界观都是属于“周而复始”的循环论世界观，《周易》讲“复”，《老子》讲“反”，都是讲世界运动的反复性，即这种运动最终都要回归到它的原点上，这种回归在儒家叫“复性”，在道家叫“归根”。“复性”和“归根”的主张都是表明了同一种价值取向：人类应该向着世界运动的原点回归。在这种价值观看来，这样的回归也是进步，反之则是退步。

进步与退步的标准与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说到底是取决于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人们总是以他们的生活目标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社会现象是进步还是退步的，凡接近或越来越接近于其生活目标者，则被视为进步的；反之，凡离开或越来越离开其生活目标者，则被视为退步。人们的生活目标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样式或生活方式，也就是决定着他们的文化形态。儒、道的退化论世界观不过是表明了它们所提倡的生活目标，是指向自然界的本体的，这个本体显诸人类者，就是道家所谓的“德”，儒家所谓的“性”。这个“德”、“性”到了儒释道合一的理学那里，则演变成为“天理”、“良知”。这就是说，按照中国哲学所理想的生活目标，判定进步与退步的标准是“德”、“性”或“天理”、“良知”。而进步与退步又与正义、非正义联系在一起，凡被视为进步的，亦被视为正义的；反之，凡被视为退步的，亦被视为非正义的。或者反过来说，正义的东西也是进步的东西，反之，退步的东西也是非正义的东西。因此，按照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德”、“性”或“天理”、“良知”也是判定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当年章太炎曾喊出“用国粹激动种性”的口号，表达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的这种思想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围绕“种性”概念展开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二是围绕“国粹”概念展开的国粹主义文化思想。在整体上，它可以被归结为文化民族主义。这不同于“义和团”式的本着极端仇外心理采取激烈排外行动表现出来的具有暴力倾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主要通过关于倡导和弘扬“国粹”的舆论宣传和包括著述、讲学等等在内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来的平和的民族主义，亦即以文化方式来加以表达和展示的一种民族主义，它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对待和处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方式上所具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宽容性。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激发中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忱，强化其民族自我认同感，增强其民族内在凝聚力等方面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作用，甚至把封建糟粕当作精华来吹捧，以及只讲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基本不讲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引以为鉴的。当今中国的“国学热”、“儒学热”与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再度复兴，它也是属于平和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拒斥外来西方文化和认同中国固有封建文化的价值倾向，反映了当今中国有一股逆流在阻碍改革开放进一步向前发展。我也早就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电视上的皇帝戏十分火爆的情况，并曾撰文予以抨击。把学术界的“国学热”、“儒学热”与影视界的“皇帝热”、“宫廷热”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逆转，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种思想逆转一旦成功，中华民族可能从此不再会有振兴的希望，因为我相信，历史不会再给这个古老民族以如此有利的机会了。

进化论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西方从培根算起，是经过了近代三百年的科学发展，才产生了进化论的。尽管进化论本身是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的社会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科学范围或生物学范围，而且其主要是影响了哲学和宗教的发展，对人类的信念和信仰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对人类的历史观、人生观的巨大改变上，它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也是一个自然进化过程，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无限上升的发展过程——笔者则倾向于将社会进化过程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界越来越具体而全面的认识过程，从而人类的生活和实践越来越与自然界本身的秩序相一致的无限过程。

中国受西方科学的较大影响，是始于19世纪下半叶，自那时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政事成为国人生活的中心，科学之事一直处于其生活的边缘，只是最近30年多来才把科学当作一回事，然而这30年多中发展经济是从属于一定政治目的的，各级政府争创GDP皆为创造其政绩，故经济、科学皆不过为政客追求政绩之工具，其价值不过是政治工具的价值罢了。因此，这百余年来，实际支配中国人头脑的是经常变化更新的政治观念，充塞着这些政治观念的大脑，只是把科学同政治联系起来而形成科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工具科学观，而难以将科学同文明联系起来而形成科学推动文明进步的文明动力科学观。

在笔者看来，科学与文明具有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是一个永无穷期的过程，故科学今日之得，绝不容以自限也。科学永远有未得之理，而只要有未得之理，人类文明就还有进步之余地。正是科学认识每一阶段的有限性和相应的科学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文明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社会进化观本质上就是对科学与文明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的把握，而并非是简单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从生物科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产物，换言之，社会进化观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是两回事！故正当地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决不意味着连社会进化观也是应当予以抛弃的。但是，直面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而细加观察和体会，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思想变化恰恰是：一边是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肆虐，另一边却是信奉人类文明有无限进步可能性的社会进化观正在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