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殊相性包容”，使它成为可以包容其他一切文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作为其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来不拒斥任何一种对自己发展有利的异质文化，对待异质文化，总是以我为主地“洋为中用”，善于吸纳和利用别的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如果说人类是动物世界中对于食物几乎是无所不吃的杂食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杂食动物”的话，那末，中华民族则是文明世界中对于文化几乎是无所不纳的包容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包容民族”。也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文化特性，所以，当她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时，她会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极度的“自卑”，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持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实质上这种“自卑”不过是如道家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的“玄同”或儒家荀子所谓“虚壹而静”的“大清明”，是“得道”或“知道”的一种心境条件。因此，只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本性特点去理解，那么，最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自卑”，就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以虚极静笃的竭诚之心来对待外来文化的“玄同”、“大清明”。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并不是处在民族文化深重的危机之中，而是处在民族文化大发展的转折之中。但这种文化大发展不会在短期内见效，必要经过长期的“杂”[1]才能最终成“家”。

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认知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甚至走向极端而陷入唯我论或唯我主义。西语中被汉译为“唯我主义”或“唯我论”的英文词“Solipsism”由拉丁语“solus”（意为“唯独、唯一”）和“ipse”（意为“自我”）所组成，其字面意思为“只有我，唯有我”。在西方，古希腊智者高尔吉亚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唯我论”命题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的精髓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命题上：世上没有东西存在；就算有东西存在，我们对它也一无所知；就算我们对它略有所知，我们也无法将这些知识传递。其中蕴含着“唯我论”的基本观点：唯“我”存在，“我”以外的任何存在都不可能被证明存在并且可能不存在。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认知方式的中国文化中，也有与高尔吉亚那样的西方唯我论相类似的唯我论，著名爱尔兰小说家、曾为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 -1951)女弟子的默多克（Dame Jean Iris Murdoch，1919 –1999）关于“唯我论观点易导致个体对幻想和现实的混淆，从而妨碍其对自我的认识。结果，个体常常视他人为自我思想的外延”，“当代西方人的内省模式根源于倍受存在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推崇的‘真诚’概念，这种思想模式淡化了个体对自我准确而谦逊的认知并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其发展极端便是唯我论”等等的哲理性文学批评[2]，就不仅适用于20世纪盛行“唯我论”的西方的哲学和文学思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道家庄子哲学、儒家孟子哲学和心学家阳明哲学这样一些具有明显而浓重的相对主义倾向或自我主义倾向甚或唯我主义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之典型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我主义一般表现为通过自我克制的心性修养而达到自心绝对的独立自主，而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诱惑和支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我主义则有两种极端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向地表现为独善其身地追求人格绝对独立的道德理想主义实践，一种是外向地表现为但求别人皆以我心为心从而皆按我意行事的极端个人主义实践。前者是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庄子为典型代表的隐逸之士为实现其道德理想而中立守道的无政府主义生活实践，后者是在郡县制帝国政治体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并以“三纲”之教来要求全体国民无条件服从其个人意志的历代封建帝王的皇权主义政治实践。当唯我主义内向地表现为中立守道的无政府主义生活实践时，其实践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可以无限包容各种异见的极端宽容主义；而当唯我主义外向地表现为唯我独尊的皇权主义政治实践时，其实践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则是一种不容任何异见的极端不宽容主义。

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认知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殊相性包容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就存在着极端宽容主义和极端不宽容主义两种情况，并且这两种表现形式相反而其思想实质相同的传统唯我主义至今尚有其历史余波——细心观察当今中国的网络虚拟世界，就很容易看到极端宽容主义和极端不宽容主义两极表现的影子：极端宽容主义主要表现为言论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的自由主义主张及百无禁忌和随心所欲的自由主义言论，极端不宽容主义则主要表现为某些公共话题或公共事件上常常出现舆论一边倒的支持（不容批评）或反对（不容点赞）的“新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