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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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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是从孕育并表现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热烈渴望个人自由的人文理性发展出来的。其萌芽形式是宗教改革家们要求教会“放松教义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1]。这种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有限地追求个人理智自由的人文理性，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则演变为要求摧毁基督教并通过研究和发现“普遍的、不朽的规律”来重建现实世界[2]的、与基督教神学迷信根本对立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的形成显示了文艺复兴之后独立性空前增强的资产阶级要求彻底摆脱旧的社会势力的束缚并力图依靠科学知识这种世俗力量[3]来实现自己的阶级理想。
到了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欲以科学知识来征服世界的要求变得越发强烈了，当时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1760—1825)声称，上帝已委托牛顿来“教育和指挥一切星球上的居民”；担任过圣西门秘书的孔德（1798--1857）更宣称，人类在经历了迷信的神学时代、思辨的形而上学时代之后，正在进入以经过经验证实的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典范）为一切知识的准绳的实证科学时代。
至19世纪下半叶，科学主义上升为居西方学术界主导地位的思潮。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又进一步发展了科学主义，其声称，只有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真命题”，而全部真命题的集合就是自然科学，至于其它理论，则都只能算是纯粹“废话”的堆砌。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既然人是理性动物而科学又是合理性的顶点，科学就是模范的人类活动。而对文化的其他部分还需要说明的一点点，就是殷切期望其中有些领域（例如哲学）本身可能会变得较‘科学’些”[4]。至是，西方的科学理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总之，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肯定个人有凭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的自由权以及由此权利观念所衍生出来的蔑视一切权威的怀疑精神；其二，把科学知识作为征服世界的一种力量来看待；其三，把科学知识本质地理解为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知识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对经验事实无比尊重的态度。
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之极端的表现形式是：绝对信赖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之最合乎理性的活动，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科学知识是征服世界、统治世界唯一可靠的力量，它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愈来愈快的发展，无疑是同这种科学理性密切相关的，它是受这种科学理性支配的人们对科学技术所倾注的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所必然引致的结果。
[1]W•C•丹皮尔：《科学史》第169—170页，李珩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1975年。
[2]阿伦•布洛克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观，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则主张摧毁基督教，伏尔泰写道：‘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每一个高尚自重的人，都必须厌恶基督教派。’但是，伏尔泰及其他哲学有的观点并不赞成迫害基督教徒，而是主张制止基督教徒迫害别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84页）又说：“启蒙运动的一个普遍看法认为，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能够发现普遍的、不朽的规律，而现实就是这种规律所建立的。”（同上书第115—116页）
[3]科学知识作为征服世界的力量还特别表现在技术上。“‘技术是知识的实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79年伦敦版，第4页）。因为，所谓认识到了对象，归根结底是指能够制造对象、操纵对象。……而控制的实现是靠技术来加以保证的。所以，当启蒙借助知识来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和统治时，技术就使启蒙达到了目的。”（刘继：《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4]〈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49页，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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