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变革都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其自然性就在于人类社会无论怎样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永远只能作为整个自然界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和发展，因而它不能不服从这个大系统的内在规律；其自觉性正是体现在人的有意识地按照自然界大系统的内在规律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从而使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运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协调性。当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运动不一致、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乃至激烈冲突的时候，所要做出改变的不是人通过其活动来使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得以改变——人是无法改变这种规律的；人应当并且也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活动方式来使社会发展适应自然界的规律。

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以至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当今世界，改变传统的本位利益至上的伦理价值观（其表现形式包括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不但必要，也是可能的，因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所危及的是全人类的生存，而不只是部分民族或部分国家的人们的生存，因此，它客观上会促使形成一种全球意识，并且事实上这种全球意识目前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具有的环境保护意识及与之相应的生态伦理意识。

生态伦理意识的实质是在于认识到了社会发展必须同自然界的运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协调性，亦即认识到了人类无论其有多大能耐，都不能不依存于自然界，不能不从自然界中获取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能量。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的人们，就完全有可能在他们的这种共识的指导和支配下，要求限制人类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要求把这种需求控制在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所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实际上，这样的要求早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国纽约矮脚鸡出版公司，1981年）这本书中就已经被郑重地提出来了：

高熵与实利主义的价值体系把上帝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后，试图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这样做，我们就把人当作了宇宙的中心。而且，我们把生存的根本目的解释成满足所有可能的物质需求，而不管这种需求多么无意义。……在种种价值观念中，我们特别赞美物质进步、效率和专门化等观念。……

现在，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传统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在日趋复杂的混乱中，我们挣扎着保全自己。我们天天都感受到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生物体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环境中长久生存。

毫无疑问，我们势必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制度改革。适合最大能流的社会结构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的制度及其形式、目的和运转方式都将发生急剧的转变。……

……往日的大问题注定要在向我们招手的将来的低熵的世界里卷土重来。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低熵世界观的主导道德原则是将能流降低到最低限度。人们认识到，占有多余物质财富便不可弥补地减少了世界宝贵资源。在低熵社会里，“少花即多得”不再是一个无价值的术语，相反，它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低熵社会贬低物质消费的重要性。节约成了警世名言。人类的需求将得到满足，但也不会象美国各商场那样去迎合顾客的荒诞不经、放浪形骸的欲望。

……

在低熵社会里，人应过节约或斯巴达式的生活，由于消费不再被看作人类生存的目的，它恢复了最初的生物职能。在新时代，为维持健康和体面生活而进行的生产和消费是越少越好。[①]

姑且不论该书作者所要求建立的低熵社会以及对这种新的理念性社会形态的具体描绘是否合乎情理，他们所据以立论的现实基础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则是毋庸置疑的，其由之确立起来的生态伦理观在我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写道：

在低熵社会里，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论理解方法取代了我们脱离生态系统活动的现代人类观。低商文化强调男人和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局外人。自然不是一种可供操纵的工具，而是在全部自然活动中必须得到保存的生命之源。一旦人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关系，那么，就会建立起判别人类活动善恶的道德基础。比如，低熵社会把任何助长毁灭其它物种的经济政策视作亵渎之物。每一物种因其存在而被赋予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利，所以必须得到保存。由于生态学第一规律告诉我们，“每个事物都和其他事物联系着”，所以，对自然某组成部分的破坏将波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它自然组成部分。

在低熵社会里，人类与其它动物以及整个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取代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如同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一样，人类作为个人也是地球上的过客，所以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这样，后代们（包括人类和其它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生活的甘美。[②]

人类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以便使后代们（包括人类和其它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生活的甘美这样一种伦理观念，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也是我们乐于认同的。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基于对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关系的理解，要求尊重一切物种的生命权利，担当起对一切形式的生命的责任，并为其后代们着想、为之尽义务，在我们看来，这实质上是出于对人类自身的生命权利的尊重，出于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们的生命的真诚关爱与高度责任感，其中包含着以人类的生存为最高利益、以人类的生生不息为最高目标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在地拒斥了把获利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的传统经济理性，而要求代之以把尽义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的经济理性。这里所谓尽义，并非是简单的排斥获利，而是要求将自己获利与他人获利、人类眼前获利与长远获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他人获利和人类长远获利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的经济理性，当然不再是传统的人文理性所能与之匹配的，它内在地要求一种新的人文理性，一种不再把个人的自由权看得至高无上，而是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以及其它形式的物种的生命权利看得比自己个人的自由权更加重要的生态人文理性。这种生态人文理性要求尊重和善待一切形式的生命，而不只是人的生命，更不只是个人自己的生命。

与之相适应，也要求有一种新的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的科学理性。根据这种新的科学理性，科学技术不再被看作人类借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一种武器，一种生产力，一种经济推动力，而是被看作协调生态关系（即自然界大系统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调节器，一种德力，一种伦理亲和力；从而，科学技术也不再被看作反映客观事实揭示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和根据客观事实利用客观规律来达成人的目的的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而是被看作在同人与自然的双重交往的过程中创造或重建道德准则的伦理活动（科学）（案：参见本博客文章《科学是创造或重建道德准则的伦理活动》）和依据道德准则确定行为目的与行为方式从而采取适当的行为措施来处理和协调生态关系的道德实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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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185、186、188页。

[②]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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