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人称胡适为建树“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的“殿军”，认为其思维方法是一种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1]对此，笔者颇不以为然。

不错，从表面上看，胡适确实说过“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2]的话，这似乎能表明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归纳法。但问题是，胡适对于他所“细心搜求”的“事实”的态度却是主观主义的。

谁都知道，胡适是服膺于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的，他曾公开声明“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3]。正是基于实用主义的世界观，胡适根本就不承认事实或实在的客观性，在他看来，事实或实在是可以人为而任意地加以改变的，以至于可以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4]正因为如此，胡适在归纳问题上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5]，并说：“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6]

如果说其假设是根据对相互差异的客观实事的比较研究而初步归纳得出的结论，则它只是在归纳推理所赖以进行的前提（即证据）尚不充分可靠或其结论尚未得到客观实践的检验的意义上是假设，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假设是否“大胆”这样的问题。

“大胆的假设”乃是一种故意的预设，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设想，它和虽然尚不充分可靠但却毕竟有相当可靠的关于客观事实的感性材料作为依据而进行初步的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主观地“大胆”假设的前提之下作“小心的求证”，则其“求证”的功夫就不过是出于一种生恐别人不信而为了证明其假设为可信的需要而去寻求实例的支持。如此“求证”，就很难避免这一样种情况的发生，即使求证过程服务于假设者的主观需要，从而“投其所好”地避开不利于他的“证据”，专找有利于他的“证据”，甚或不惜歪曲事实，将其“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使之变成有利于他的“证据”。

胡适晚年以大量精力投入到搜集《水经注》版本、资料而进行“小心的求证”之中，就是出于“乡谊”而为其乡贤戴震辨诬的动机[7]。即是说，胡氏在从事这项“求证”工作之前，就先入为主地“大胆的假设”戴氏之《水经注》非袭赵一清者了。这个假设并不是在他对相关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之后有所发现才提出来的，故纵使其后来确实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其预设是正确的，其整个过程也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归纳过程，因其在程序上是非科学的。由于其不符合科学归纳的程序，也就不能排除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出于“爱护乡贤”的“乡情”而制造伪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归纳程序，是难保其前提（证据）的真实性的。

胡适之辈致力于吸取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诚然可贵，但他们在思想根底上尚未超出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而仅仅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加入了一些科学思维的因素而已。西方的科学方法，经过他们的消化，被严重地歪曲了。他们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思维的方式与张之洞学习西学的方式实属于同一类型，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传统今文经学思维为体，以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为用。这不过是鸡零狗碎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从整体性上去把握和消化它，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转换。

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历史性转换，其实也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就实现了。“文革”期间曾经盛行的诸如“影射史学”之类的思维方法，就是今文经学思维方法的再现。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占居了统治地位，但是“左”的思想也还不时作祟，这种“左”的思想在思维方法上实与章太炎的那种脱离归纳的先验演绎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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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曼娜：《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

[2]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

[3]同上。

[4]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

[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易竹贤《评胡适的小说考证》，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

[6]胡适：《王充的论衡》，转引自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7]如今尽管有人对“爱护乡贤”说提出异议，但并无足够理由彻底推翻此说，还只能说是“不仅仅‘为了乡谊’”而已。参见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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