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所读西方基督教《圣经》和中国道教《道德经》、《南华真经》，忽悟基督教与道教有相通、一致的思想，这突出表现在：《圣经》和《道德经》、《南华真经》都把人类获得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视为人类个体失去永生希望的根源。基于这种思想的基督教和道教本质上都是追求永生——皈依道的道教徒期望通过修炼得道所要飞升的天界固然是长生不死之仙境，而皈依上帝的基督徒期望通过修行得救所要进入的天国，因是上帝居住之地，其实相当于偷食禁果以前夏娃、亚当所居的伊甸园，基督徒之祈求进入天国无非是指望重返伊甸园以获永生罢了，以至于可以做如下类比：

上帝造亚当——“道生一”也；（“道”也者，上帝是也。“一”也者，亚当是也。）

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一肋骨造出夏娃——“一生二”也；（“二”也者，亚当、夏娃是也。）

夏娃、亚当偷食禁果而获得智慧——“二生三”也；（“三”也者，亚当、夏娃、智慧是也。）

获得智慧从而能够分辨善恶的夏娃、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开始了人类在尘世间的繁衍——“三生万物”也。（“万物”也者，人类世界是也。）

基督教神话中的伊甸园与道教幻想中的仙境本无二致，相对于因人类获得智慧而导致“是非之彰”的文明世界（有序世界），它们都是“未始有是非”的自然世界（混沌世界）。对于基督徒和道教徒来说，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智慧所造成的文明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世界是自然世界，一个没有是非之分的混沌世界。那么，文明世界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应该说，按基督徒和道教徒的信仰来说，根源于智慧的文明是有害无益的，只是在基督教和道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基督徒和道教徒的修行活动事实上对文明发展具有不同意义：

在道教外丹派兴盛之时，道教徒求不死之药的炼丹活动，事实上具有推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意义。至内丹派兴起，道教徒转而修炼精、气、神，这种修炼活动以“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张伯端语）为最高境界，事实上不再具有推动以分辨之智为基础的文明发展的意义了。

在宗教改革以前，基督徒的修行活动除了经院哲学活动推动了形而上学的发展以外，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到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徒把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结合起来，新教伦理作为世俗资本主义的精神，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新教徒的修行活动便具有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意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西方人的分辨之智和基于分辨之智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因此也越来越远离新教徒修行的初衷，以至于对新教徒修行的宗旨来说是舍本逐末了。亨廷顿曾把西方文明界定为“基督教文明”，但是，从西方人的分辨之智和基于分辨之智的科学技术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基督教文明人的文明活动与他们的宗教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其文明越是发达，他们就越是远离“上帝之国”，而且从其文明发展趋势来看，恐怕他们是再无得救而重返伊甸园的希望了。

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支配整个人类世界的全球化时代，基督教彻底丧失了其原教旨，取而代之的似乎是只有科学才能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念了。在宗教意义上，所谓人类可持续发展，其实是表达了追求人类永生的愿望。这与基督教追求人类个体永生的本旨看起来似乎是有差异的，但是人类与人类个体是无法分割的，如果说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而夏娃原是亚当的一部分的话，人类本只是亚当这一个体而已，或者说，亚当原本既是人之类又是这个类的个体，也就是说，人类与人类个体归根到底是重合的。因此，追求人类永生与追求人类个体永生具有同等意义。由此看来，基督教教旨的变化似乎就在于：从原来把人类获得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视为人类个体失去永生希望的根源，转变到把人类获得科学智慧看作是人类达到永生的根据。

然而，科学真能使人类达到永生吗？科学是不是与基督教和道教既是同类又互有区别的一种新宗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