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祥博客转发了南京林业大学孙友富教授致中国大学校长的一封公开信，该公开信呼吁和敦促中国大学校长积极推进“大学去行政化以获办学自主权”的教育改革，孙教授认为，这一改革“将带来中国民主的真正开始，将带来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的真正创新”。应该说，孙教授的这一看似“老调重弹”的主张还是内含新意的，因为他看到了并且指出了中国教育改革与中国民主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即“大学去行政化”“将带来”“民主的真正开始”。这个观点实质上就是认为，中国大学从中国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并且是最具关键性的一个步骤。当然，这只是笔者对孙教授观点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是基于笔者把中国大学看作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看法未必也是孙教授本人的看法，甚至未必是孙教授本人所认同的，这是需要分辨和指明的，否则难免有强加于人的嫌疑。

孙友富公开信链接：《致中国大学校长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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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所经常听到并且常见于党报的一句话是:“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句话是：“教育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文革”时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就是基于对教育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这一基本观点，为了让工人阶级占领教育这块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阵地所采取的一个“革命行动”。从“文革”结束到现在（1976-2011）已有35年，这35年间除了恢复在“文革”时曾被废止的高考制度以外，无论是教育还是整个上层建筑都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或“实质性改革”，教育依然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这个总体格局完全没有改变。正是基于这个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笔者才有了关于“中国大学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这个看法是符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情况和当今现实情况的。由此出发，以系统论观点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教育与中国上层建筑的关系和中国大学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则可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教育系统是中国上层建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2）中国大学系统是中国行政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根据系统论原理，子系统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功能是从属于母系统的整体性质和整体功能的。因此，如果把社会系统看作类似生物机体那样的有机系统的话，则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母系统与它的子系统的关系都是如人体（身体）与人体的各个器官的关系，其中每个器官具有特定的功能，承担身体一定的工作，并与身体的其他器官相互协同作用，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实现人的生命活动。中国教育系统作为中国上层建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和它的母系统的关系类似人体的某个器官与它的身体的关系，这个器官的存在及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身体机能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教育系统的存在及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也是中国上层建筑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同理，中国大学系统的存在及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中国行政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大学去行政化”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理念和思路，其思想基础是主张“教育去上层建筑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应地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基本观点，“教育去上层建筑化”的真实含义就是“把教育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转换成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教育去上层建筑化”是意味着改变教育的地位、性质和功能，使教育从原来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政治地位变换为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中的经济地位，从原本只是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一种政治因素转变成决定上层建筑的诸多经济因素中的一种，从而使教育从原来只是在社会系统中承担一定政治工作的“政教”（政治教化）性功能转变为在社会系统中承担一定经济工作的“经教”（经济教化）性功能。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的教改理念和教改思路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到底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东西还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东西，从而教育的功能在本质上到底是属于政治功能范畴还是属于经济功能范畴？如果不把这个理论问题搞清楚，“大学去行政化”就无理论依据可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教改理念和教改思路付诸实施，这必然是盲目的行为，因为凡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盲目的实践，都是“跟着感觉走”，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盲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再“跟着感觉走”，再“摸着石子过河”，恐怕不是一种可取的行为选择和行为方式了。

真正的理论问题都是现实问题的反映，真正的理论是反映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上述理论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这里“本质”是指这个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规律”是指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要把握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关键在于怎样确定这个社会的根本性质，必须把这个问题首先解决了，才有条件进一步探讨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

怎样确定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质？这个问题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对官方来说是一个早已有定论而毋庸讨论的问题，这个官方定论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阶段处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在此阶段上，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官方对当今中国现实社会根本性质的界定。

当然，这里又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是什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前一个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邓小平是从“共同富裕”这个价值目标方面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对“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实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决定》是从“和谐社会”这个价值目标方面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实质上也是一个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应然判断，是表明被判断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是怎样，而不是实然判断，不是表明被判断的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事实上是怎样。“事实上是”和“应该是”是两回事，科学所探讨的是“事实之是”，而不是“应该之是”。情况也许是，学者与政治家的思维活动互有分工，学者是思考、研究和揭示“事实之是”，政治家是思考、研究和揭示“应该之是”；而且也许是，政治家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如何的结论，是根据学者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如何的结论得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则关于“怎样确定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质”的问题已有权威性共识，无须也不容笔者再作探讨以至于可能提出与此不同的异见了。而这种权威性共识最为本质的一点是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即肯定中国执政党对包括教育领域、大学领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领导和管理，从而当然内在地包含着肯定教育管理、大学管理是属于中国执政党行政管理的范畴。然则，所谓“大学去行政化”，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不是很清楚么？！这一教改理念和教改思路会不会被官方接受，不也是很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