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ufp  2011-9-7 07:05

哈哈，老周又谬：若没有某个受骗者，则没有一切骗子。1）我不是一个我，而是N多的我，大家都没有被骗，为有人还是继续在行骗；2）我已经相信了他，也给了他想要的，我没有觉得他在骗，可是别人告诉我：你受骗了。经常发生的事儿，周老师以为如何？

 

boxcar  2011-9-7 18:19

好奇地问一个鸡蛋生问题：到底是先有骗子呢？还是先有受骗者呢？

 

gfcao  2011-9-7 18:41

“没有受骗者就没有骗子”等于承认了骗子是存在的，至于受骗者在前还是欺骗在前就是个鸡与蛋的问题了。不过如果按逻辑顺序来理解的话，应该是先有骗子才有受骗者，难不成受骗者故意弄出一个骗子来？所以严格说来，应该是“没有骗子就没有受骗者”。

 

现一并回复如下：

 

 

“大家都没有被骗，为（何）有人还是继续在行骗”？——如果大家都没有被骗，有人还是继续在行骗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那末，这种骗子就不再是骗子，而是疯子了。

 

 

从现象上看，“骗”这种社会现象是在知识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一些心术不良的智慧较高者，利用智慧较低者因其无知所产生的轻信这一弱点或缺点所施行的为达成其目的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说，是先有行骗，后有受骗。

 

但是从本质上看，行骗的前提是可骗，无可欺骗则必无欺骗。而可骗的因素是存在于受骗者一方的，是受骗者在某个领域的无知、缺智和由此产生的轻信及相应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是先有可骗，后有行骗。

 

先撇开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不谈，只说哲学，在可骗和行骗的关系中，哲学所特别关注的是可骗方面，而不是行骗方面。正如讨论知识问题，哲学所特别关注的是可知（知的可能性、根据），而不是行知（知的活动本身），讨论欺骗问题，哲学所特别关注的也是可骗（骗的可能性、根据），而不是行骗（骗的活动本身）。对于哲学来，正如“知何以可能”是知识论的根本问题，“骗何以可能”是欺骗论的根本问题。

 

“骗何以可能”？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得到了“欺骗的本质是错觉”的结论，即把可骗（骗的可能性、根据）归结于认知心理的缺失。如果把“错觉”（观察中所出现的事实判断错误）本质地理解为“无知”（缺乏或没有正确的认知）的话，则这个结论也可表述为“可骗的本质是无知”。

 

深究起来，不仅无知是骗的可能性、根据之所在，而且由于无知而造成的理智迷失或缺失更导致情欲失去理智的驾驭，从而使情欲处于自我放纵状态，这种状态就是通常所谓“贪欲”。故完整地说，“无知+贪欲”才是骗的可能性、根据之所在。

 

诚然，生活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开始时“我”对某人的行为的判断（属于事实判断）是正确的，基于这种正确的事实判断而在价值上肯定对方，这种肯定 (属于价值判断)也是正确的，基于这种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在行为上信任对方，这种信任（属于行为判断或行为决策）也是正确的，基于这种正确的行为判断（行为决策）而采取信任对方的行为（属于交往行为），这种交往行为也是正确的。

 

但是，人的观念、思想和行为是因环境变化而会有所变化的。如果被“我”信任的人发生了这类变化而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以至于忽视这种变化，就很可能对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对方的行为产生误判，这种事实判断的错误会导致后来一系列判断的失误，包括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的失误，结果“我”会发现：原本“我”所信任的人——“我的朋友”竟然“骗了我”。

 

其实，何尝是“我的朋友”原本就“骗了我”呢？只是由于“我”固守基于原来的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所造成的，尽管“我”原来对对方的行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认为对方值得“我”信任而信任之，这也都没有错，但是，“我”周围的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我”重新认识周围世界的新情况，并根据新的认知来对“我”原有的情感、意志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然而，由于“我”没有注意观察周围世界的变化，也不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新形势、新情况，对“我”原来所信任的人一味肯定和信任，无意于关心和了解对方因“时过境迁”所发生的心理变化和相应的行为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然会对对方的行为做出误判，以为其现在的一切行为也仍是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因而认为对方仍然值得“我”信任而信任之，而殊不知因，其变化了的心理所导致的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过去一样，其意义却不同于过去的同类行为了，诚所谓“质日代而形如一”（王夫之语）也。

 

由于“我”忽视对方所发生的心理变化而导致出现对对方行为的判断失误，这才给了对方利用“我”的这种“错觉”以及基于这种“错觉”而保持对对方的继续信任来达到其目的的条件，从而使对方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的自觉利用“我”对他的那些变化的忽视和无知来继续扮演“我的朋友”的角色。

 

起初，虽然由于对方心理上发生变化而可能不再适宜于继续做“我的朋友”，而但因“我”没有留意对方的变化而继续把对方当作“我的朋友”，尽管对方也可能不再把“我”当作他的朋友，从而也不愿意继续做“我的朋友”，只是出于“我”一如既往的热情和信任，才不便一下子把“我”当作他的“恶人”来看待，只好不动声色地继续扮演“我的朋友”角色，这个时候，对方其实不是在“欺骗我”，而只是在“应付我”，然而由于“我”轻信自我感觉，不凭理性和理智来为人处世，而是待人接物好凭感情用事，以至于完全觉察不到对方已经在“应付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对方抱有热情和信任，这看起来似乎不是“我”有什么不对，但对于已经在“应付我”的对方来说，“我”的这种热情和信任及相应的行为却都是属于“不知趣”的表现，由此势必导致对方对“我”的厌烦、鄙视，甚至发展到厌恶。

 

当“我的朋友”从开始时的“应付我”进一步发展到“厌烦我”、“鄙视我”甚至“厌恶我”时，如果“我”仍然“不知趣”，继续对“我的朋友”付出“我”的热情和信任之，则“我”的心理就从开始时的“错觉”状态发展到“愚不可及”状态，从而基于“我”的“错觉”而对“我的朋友”的信任就也由开始时的“错觉的盲信”发展到“愚不可及的迷信”。

 

在人际交往中，一个“愚不可及的迷信”者是决不可能得到对方尊重的。任何一个产生了不良之念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种“愚人”对他的“迷信”来达到他的目的。当他把这种“愚人”实际地当作达到其目的的工具来使用时，发生在“我”与“我的朋友”之间的“智人”对“愚人”的“愚弄之戏”便登台出演了。这种“愚弄之戏”不只是可能发生在“朋友”之间，也可能生在其他场合，即任何人际交往领域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愚弄之戏”。

 

假定人际交往是开始于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系统中，则该社会系统中的一切人就都是守信之人，这种人际交往情形就堪称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或“四海之内皆朋友”。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它必然与环境发生彼此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并且因这种互动关系而造成其系统内部诸因素及其结构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该系统从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系统演变为一个日损其诚信的社会系统，其诚信的日损过程，就是原来维持该系统的稳定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逐渐被“解构”的过程。

 

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从而体现该社会系统中人际交往的诚信原则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的情况下，看不到这一切变化，一如既往地以原来的那种“四海之内皆朋友”的伦理观念和相应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并据此来审察周围世界，这就势必导致发生对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新情况的误判，其情形及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皆类似于上述“我”和“我的朋友”之间的情况。

 

当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已经被“解构”到不仅不再是“四海之内皆朋友”，而是变成“四海之内皆陌路”，甚至于发展到“四海之内皆仇人”的程度时，对于不知“质日代而形如一”的人来说，如上文所述的那种发生在“我”与“我的朋友”之间“智人”对“愚人”的“愚弄之戏”就也会登台演出。

 

当今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骗行天下”的情况，根本是由于这个社会远不是昔日那种“四海之内皆朋友”或“四海之内皆同志”的社会，而是早就变成“四海之内皆陌路”的社会了，甚至更有向“四海之内皆仇人”进一步发展的危险趋势，可是，许多人却对他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混然不觉，既不关心和观察这个世界中的新形势、新情况，更不以理性来审视和分析其新形势、新情况，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与时俱进”，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知行脱节”的情况：

 

一方面，他们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不能“与时俱进”，从而与之相应凭借认知理性来进行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无不与外界的新形势、新情况相悖；

 

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欲倒是颇能“与时俱进”，周围世界“人欲横流”，他们也跟风起“贪欲”，并且以“跟着感觉走”的行为方式来努力达成其“贪欲”。

 

如此“理智不长而情欲长”之人，正是所谓“愚不可及的迷信”者，其不时“上当受骗”就不足为奇了！这能怪怨谁呢？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势不可挡地发生大变迁、大转型的时代，抱怨这个社会是没有用的，诅咒骗子也无济于事。

 

对于生活在这个变动着的社会系统中的每个人来讲，要使自己免于“上当受骗”，可做和能做的只是进行自我调适，即努力使自己在理性上“与时俱进”，对这个社会进行重新认识，以获得对周围世界新形势、新情况的新知识，以增长自己的理智，并把所长的理智用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欲，彻底改变或避免出现“理智不长而情欲长”的“知行脱节”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作为一个“愚不可及的迷信”者而被他人所愚弄，才能使自己免于“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