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评选是关系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故文科生也有充分理由关心这个问题。

刚读了许培扬先生的博文《何祚庥：当院士，要看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其中转述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的观点说：“院士的评选要求首先是科学水平，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提高中国的科学是否起重要作用。”这个观点看起来好像不错，却未必经得起推敲。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理解“对提高中国的科学是否起重要作用”或“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何院士原话）？这里“中国的科学”或“中国科学”的含义是什么？照理说，科学就是科学，无所谓“中国科学”或“西方科学”，这是常识，何院士当然知道这个常识，所以他所谓“中国科学”的“科学”与通常所谓“科学技术”的“科学”应该是两个概念，即“中国科学”中的“科学”概念的外延要大于“科学技术”中的“科学”概念。

按百度的定义，“科学是对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的总结。”“科学的特点是可重复验证、可证伪、自身没有矛盾。”这是对“科学技术”中的“科学”概念的通常界说。据此，从外延方面来界定科学概念，则一切反映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并且可重复验证、可证伪、自身没有矛盾的知识系统都是属于科学。这意味着，科学是属于知识或学术范畴的东西。

何院士的“科学”概念的外延显然超出了知识或学术的范畴，但他并未对其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许先生博文中有如此转述何先生的观点的文字：“具体看谁对科学贡献大，这个评判的标准本身就很复杂，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由此看来，何院士的“科学”概念的外延似乎是没有边界的。一个其外延没有边界的概念，其内涵也是无法界定的，换言之，何院士所使用的“科学”概念似乎是一个在逻辑上既无明确的内涵也无明确的外延的模糊概念。如果是这样，何院士所谓“院士的评选要求首先是科学水平，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提高中国的科学是否起重要作用”，其“科学水平”概念应该也是一个模糊概念。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何院士所表述的观点是如实反映了中国的院士评选情况的话，其评选标准可能也是属于模糊标准。但愿何院士心中实有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科学概念，更但愿中国的院士评选实有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标准。

最近读到吴飞鹏先生所写的博文《看到了一丝希望》，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发表科技文章和申请发明专利等文字游戏是贡献的一种，却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对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笔者评论道：“评价自然科学家，其主要标准的确应定位在其对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上。赞同老吴的观点。至于基础研究领域，当然还是要看论文的质量的。 ”吴先生回复说：“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需求是科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基础研究也不单单是论文质量的问题，而是科学意义的问题，这是本人一贯的看法。”不知道吴先生所谓“科学意义”具体是指什么，但吴先生的观点提醒人们：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它也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生活。

关于科学与实践的关系，我是从哲学角度来理解的。从哲学上讲，一切知识都不能离开实践，都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所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系统，它还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系统，科学是由特定的知识系统和相应的实践系统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但由于这里的实践是围绕知识展开的活动，故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过程。所谓科学成就就是这种认知过程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一种反映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并且可重复验证、可证伪、自身没有矛盾的系统化知识。

至于科学与生活的关系，我是这样理解的：科学成就不只是一种被证明为反映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并且可重复验证、可证伪、自身没有矛盾的真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被证明为有益于增进人类福祉的善知识。

然而，无论如何，科学成就都是知识方面的成就，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科学知识和脱离这种知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来评价科学成就。一个取得了一定科学成就的科学家，其必要的并且是首要的条件是，他建立了一个为别人所未建的知识系统，或直接参与了其知识系统的创建过程并且其工作具有不可或缺性；其次，他所创建或参与创建的那个知识系统是一个被证明为真的知识系统；再次，其知识系统还是一个被证明为善的知识系统。对科学家的评价实质上是对他以某种方式公之于世的知识的评价，其评价标准涉及创造性、真实性和实用性三个基本方面。其中，知识的创造性和真实性应该由同行专家来考核和评估，知识的实用性则应该由相关产业的经营部门的行家来评价。

评选院士实质上是对院士候选人以某种方式公之于世的知识的评价，这种评价也应该包括同行专家评价和经营行家评价两个方面。

同行专家评价是考核和评估知识的创造性和真实性，故可以不限于国内，也可以有时甚至有必要聘请外国同行专家来参加，因为这种评价只是评估其知识的理论意义。当然，如果其知识涉及国家机密，其评价当然是不可以让外国专家来参加的。

经营行家评价是考核和评估知识的实用性，而按照法国管理家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企业的经营包括技术(生产、制造、加工)、(2)商业 (购买、销售、交换)、财务(筹集和最适当地利用资本)、安全 (保护财产和人员)、会计 (财产清点、资产负债表、成本、统计等)、管理 (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六大职能或六种活动，故参与经营行家评价的人员应该包括技术部门、商业部门、财务部门、安全部门、会计部门和管理部门六大部门的人员，这样其评价才能达到全面。

由于科学知识包括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科学知识两大类，而基础科学知识很难在短期内可见其实用性，故对基础科学部门的知识评价，主要应该由国内外同行专家来参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管何院士的“科学”概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也不管其“院士的评选要求首先是科学水平，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提高中国的科学是否起重要作用”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可能的倾向是必须尽力避免的：离开科学知识和脱离这种知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来评价科学成就，不是紧扣科学经营的技术(科学知识的生产、制造、加工)环节，而是把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也都拉扯进来，认为这些活动也都对科学有贡献，所以评选院士也应该考虑候选人在这些方面所做的贡献。种种迹象表明，对科学的管理特别是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贡献显然是以往院士评选中被特别看重的因素，所以在科学界做管理工作的主要领导才会更容易当选院士。如果今后不杜绝这类情况的发生，而是以其概念十分模糊的所谓“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作为借口，继续把与科学相关的管理工作成绩当作评选院士的重要依据的话，则这样的院士评选就真的没有多少意思了——这样的院士就该叫“科技劳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