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聪先生的博文《涂序新 张纯如 钱学森》提到：“1995年，张纯如出版了钱学森传记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这是她的处女作。书中关于钱学森在美国的学习、工作、受到麦卡锡主义冲击的详细叙述......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的中文版只在台湾海峡对面出版。书不能在大陆翻译出版，在于它披露了一个事实：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这不同于中国对钱因爱国而海归的宣传！”我对张纯如的这部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感到十分遗憾！

        在我看来，不管张纯如的那部书所说“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是否确实，都不应该禁止其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因为即使它不是事实，难道中国大陆所宣传的“钱因爱国而海归”就一定是事实吗？！在对同一事情有不同说法的情况下，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让它们同时并存，以便后人加以澄清。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崇祯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1]所谓“据事直书”，就是说修史者应力求做到客观公正，避免主观偏见。顾炎武认为，孔子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就体现了修史中据事直书的精神，而孔子修《春秋》之法亦不过如此。[2]所以，他在几次给《明史》纂修馆的友人信里都指出：存信阙疑，是撰史的“万世公论”。编纂者倘遇到奏章公文的是非异同之处，当“两造并存”，“无轻删抹”；碰到档案文献以外的传闻材料，也要用阙疑的办法处理。他指出：“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后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3]反之，“褊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此国论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4]在实际的修史过程中，要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虽然并不容易，但“据事直书”作为作史的一条基本原则，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本着这种精神去编纂史书，才能写出相对客观公正的信史来。在对钱老到底因何回国的问题上，既然存在不同说法，则科学地撰写钱老传记，就理当如顾炎武所说的那样“两造并存”，“无轻删抹”。禁止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这种行为所表明的是，中国大陆在作史的态度上连顾炎武的求实精神都达不到，相反是如顾炎武抨击的那样，其作史者都不过是一些惯于“谬加笔削”的“褊心之辈”，其方法是“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写出所谓“信史”呢！连在对待钱学森这么一个科学家个人的史事上都是如此“褊心”，在对待其他更为重大的史事上还能有什么“公心”呢？在中国大陆，连钱老的“信史”都无法写出来，你还能指望关于其他更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信史”会被写出来呢？

        我非常赞成陈龙珠老师的看法：“即使钱先生当年在美国确实申请过要加入美国籍，也并不影响他回国后对中国国防逐渐强大起来所做杰出贡献的伟人形象：他回国后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和被美国政府驱逐后再也不愿踏上那片土地的性格和精神，永远值得敬佩！”但是，如果就因为张纯如的书说了“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而这不同于中国大陆对钱因爱国而海归的宣传，这书便不能在大陆翻译出版，那末，即使钱老确实是因为爱国而海归，这样的事实也会因为张纯如的书被禁止在大陆出版而大打其折扣的，因为事实是不怕谎言的，反之，怕谎言的所谓事实倒不免要让人怀疑它是否是事实。所以，在我看来，禁止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对钱老的不尊重，因为它可能构成对钱老个人生活经历的歪曲，而歪曲某个人的人生经历，这乃是对这个人的极大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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