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回复有关网友在拙文《势位与才德之辩——重温法家思想有感 》下的评论时注意到网友cqq2008 [2009-6-4 10:22:06]的一段话：“太有见地了！如果几年前我读了这文章，我现在应该生活得很安逸！唉，有些趋炎附势的事情实在自己做不来！ ”读后，我不由得感慨曰：“天性使然也。”

 

趋炎附势，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会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这里有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因素在起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细心地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现象，不难发现：有些家庭出来的人特别擅长于趋炎附势，有些家庭出来的人则特别老实本份；有些地方的人特别善于捧承拍马而为人谦卑，有些地方的人则特别自爱面子而为人清高。进而也可以发现，在和平环境中，在中国能做官特别是能做到大官的人，都是与其特殊的家族传统、地方传统深有关系的。

 

例如，据笔者的直接生活经验，典型的吴文化区（苏、锡、常及上海）内的世代土著居民中，除了科举时代做官的特别多以外，建国以来，则很少出官员，尤其极少出大官。吴人在科举时代做官的特别多，是因为吴人自六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崇文传统，这个传统正适合吴人在科举时代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所以，隋唐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吴人中所出的进士在比例上一直相对高于其他地区，明清时代更是高居全国榜首。进士多，举人更多，做官的人自然就多了。但是，在科举制度废止以来的最近百余年间，吴人中除了出了不少文人、学者、科学家、院士以外，做官的人一直都很少，著名官员更少，只有咱们的宜兴老乡周培源做到国家级领导人、蒋南翔做到部级领导人，但他们都是学者型官员，而且都是做的不掌实权的“虚官”——高级文化官。最近一些年来，人们都知道“苏州出大官”，但据我所知，其中所出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者，没有一个是吴人。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吴人官员，最大的不过厅级长官，而且绝大多数是高校的校长或校党委书记一类的文化官。而且，就是吴文化区内市、县级的一把手中，也很少有吴人。我曾经纳闷：为什么咱们吴人中就出不了大官呢，连本地长官也多属外地人？早年有人跟我讲，苏南长官大多来自苏北，是因为苏北是老解放区，所以出的革命干部特多。当时我深信之，至今想来，也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那是老一代的地方长官的情况了，有其特殊性，但与此类似的情况却差不多一直保持到现在，且在外地当大官的吴人我也很少闻见，反正以我之孤陋寡闻，在当今出了名的省部级长官或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中，未闻见一个吴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比较认真地研究了一下吴文化，对这个问题终于有所领悟。

 

所谓吴文化，在地域概念上，就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语流行区，主要包括现今的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苏、锡、常三市。在时代概念上，吴文化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吴文化与吴越文化重合，即吴文化与越文化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自晋代至清代，为吴文化相对独立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即近代以来，是吴文化与中国其他各地文化相互交融时期。第一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前期；第二、第三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后期。吴文化前后两个发展时期有其明显不同的特点，即前期尚武，后期崇文。从春秋吴王寿梦开始，吴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并进行对外扩张。至吴王阖闾时，吴国成为中国东南一霸。吴国后来被越王勾践所灭，但吴人尚武的习俗一直沿传至晋代。从晋代开始，吴人逐渐由尚武向崇文转变。自此以后，吴文化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人朴文美”。

 

“人朴”是指吴人为人老实，这主要体现在吴人从行为到思维一向都循规蹈矩，这最明显的表现在其政治生活中——六朝以降，吴地罕出如三国江东孙坚、孙策父子那样的“乱世英雄”，更少爆发像东晋吴会间孙恩、卢循起义那样的群体性革命行为。自隋朝创设科举制度以后，吴人在政治上的追求，一般都遵循科举制度行事，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达到从政做官的目的，这在宋代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文献资料，自北宋端拱元年至南宋绍定二年止，历时240年，苏州共出了448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至嘉定四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462个文武进士。明、清两代全国共有状元204人，其中苏州35人，占17%，居全国之首。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原本遵循科举制度行事的吴人，依然崇尚读书，不过不再是走读书做官之路，而是转而追求科学事业上的成功了。据统计，1986年我国新选出的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届科协理事共279人，其中江苏人有54人，接近于总数的20%，而该年江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其科协理事席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于各省（市）之首，其中绝大部分理事是来自吴文化区域。到2000年为止，全国共有院士1460人，其中苏州籍院士83人，占5.7%，按院士与总人口的密度比来说，苏州的院士密度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5倍！20世纪以来吴人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明显领先于全国，是与吴人循规蹈矩的传统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因为科学按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实证行为和逻辑思维，这是一种严格的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文美”是指吴人做事精巧，这主要体现在吴人非凡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上。作为吴文化之精华的苏州艺术（包括苏绣、桃花坞木刻年画、虎丘泥塑等等的工艺美术、如今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以及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艺术），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精巧”。“精”反映了苏州人思维的精细；“巧”反映了苏州人行为的灵敏。而苏州艺术“精巧”的特点，则集中地表现了苏州人性格的细腻。这种细腻的性格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其优点是处事精明周到，待人体贴入微。处事精明周到，则给人以可靠之感；待人体贴入微，则给人以温暖之感。缺点是心胸较窄，器局较小。心胸窄，则难以容人，故六朝以来吴人鲜见政治大家；器局小，则难成大事，故近代以来吴人罕有实业大家。

 

综观六朝以来的吴文化，尽管也有其缺点，但其优点是主要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吴文化“人朴”的特点，特别是吴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可以说是吴文化的主要特色——“文美”的特点是从属于此的。这种生活方式所表明的是吴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勤奋而精明，政治生活中的有为而守法，伦理生活中的自律而诚信——这一切，正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因其如此，所以吴人极易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与时偕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吴人在没有任何特殊政策关照的情况下，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走在全国前列，乃至今日作为吴文化中心地区的吴人——苏州人已率先进入了小康社会，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吴人“人朴文美”的文化传统深有关系的。

 

六朝以来逐渐形成、隋唐以后更得以日益强化的吴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吴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汉唐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乱世时代除外），统治者以儒家文化来教化天下，总的说来是比较重视“礼教”的。由于“礼教”长期的作用（影响与熏陶），逐渐养成了汉唐人相对严格的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从“汉赋”、“唐诗”即可见一斑：“汉赋”、“唐诗”在艺术上最显著的共同点，莫过于其极重形式上的工正。这恰是汉唐人思维上循规蹈矩最明显的表征！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出现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的教化方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理学当然仍属于儒家文化范畴，但是它作为“新儒学”，其最明显区别于以往儒学之处在于其重“仁”而轻“礼”。明代推行“八股”考试后几乎只准许举子们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标志着理学之教的极盛与“礼教”的没落。由于作为统治者教化工具的理学特重内心天理良知的自觉而轻视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伦理道德教化越来越流于空洞的形式，由此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每况愈下，最终招致明朝的败亡，所谓“士大夫之耻谓之国耻”（顾炎武语）也。不过，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理学盛行的时代，吴地毕竟不是理学流行的中心地区，吴人受理学影响相对较小。从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吴文化区域始终都处在理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影响的边缘。吴人受理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但这种影响毕竟非常有限，因为士子们读《四书集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这种应试性的学习充其量不过能学到理学的一点皮毛，理学的真思想是根本不能深入学子之心的。故宋明时期吴人的文化心理依然主要是汉唐人的心理。

 

事实上，明代末期兴起的反理学的实学思潮，是以吴文化区域为重镇的，实际是由东林党开其端，至复社而蔚然成风。明末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复社“兴复古学”的运动而逐渐由虚转实的。顾炎武的实学及由其开创的清代吴中朴学的兴盛，表明了吴人相对其它地区的人受理学的影响确实较浅，更表明了吴人较诸其它地区的人更多继承了汉唐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明清交替之际突出表现为吴人特重名节，在清兵下江南时涌现出了大量宁死不屈的爱国义士，著名者诸如江阴的黄毓祺、苏州的杨廷枢、长洲的刘曙、昆山的朱集璜、吴江的吴昜、嘉定的侯岐曾、黄淳耀、华亭的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李待问、贵池的吴应祺、宣城的麻三衡、嘉善的钱棅等。当时，江阴、昆山、嘉定等地都曾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抗清起义，爆发于吴文化区域的这类自发的反清斗争的规模之宏大及其程度之激烈皆远非其它地区可比，由此反映出吴人较多地保留了守“礼”重名节的汉唐遗风，显示出了吴文化中有较深的儒家“礼教”之积淀。

 

受本地特重名节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吴人特别爱面子、要面子。虽然吴地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早，明末时这里已出现了一些全国很少见的工商业繁荣的城镇，其浓厚的商业气氛，养成了吴人重利精明的习性，顾炎武就曾称其家乡人重利精明到了“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的程度，但是，特重名节的吴人在经济上所追求的是小富即安的耕读生活，在科举时代一心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旨在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吴人所真正看重的还是名节，而不是金钱。也因为如此，吴人在经济生活中有“万事不求人”的孤傲习性，顾炎武曾说：“求人则丧己” （《蒋山佣残稿》卷一《与李中孚》） ；又曾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亭林诗集》卷五《刈禾长白山下》）这些话都极典型地反映出了吴人的名节意识和耻感意识。这种吴人心态一直保持到现代。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大饥荒，吴地虽然一向比较富庶，但那年月这里也有饿死者，不过他们的饿死其实并不属于必死性质，若其就地讨饭，苟延生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传统的名节意识和耻感意识，使吴人宁可饿死，也决不会讨饭，包括本家外祖在内的当年为数极少的饿死者，就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按吴人心态，我们是无法理解那些以乞讨为生的人为什么会好意思去做“讨饭佬”的。

 

吴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特别浓厚的名节意识和强烈的耻感意识，是中国后科举时代的吴人出不了大官也当不了大官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吴文化与这个时代的官场文化是很难相容的——后者的特点，恰恰是与循规蹈矩相反的奸诈狡猾，与名节意识和耻感意识格格不入的厚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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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人：famingkuang [2009-7-30 12:52:42]     删除  回复

明白了不少事理。也了解了吴文化的来龙去脉。 博主回复：我也只想说个理，顺便说一下吴文化的特点。其实任何文化特点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当然我生长在吴文化环境中，对吴文化自然很有感情，所以多从优点方面去讲的，这也是人之常情。其实，吴人出不了大官、大家，也与这个特殊年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关，在人治环境中做官是需要谦卑、容人之心的，头脑不能太精明，为人更不能清高孤傲，否则何以得人心、凝聚人心乎？吴人在这方面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写这篇文章，当然主要是为了抨击这个时代官场的厚黒文化，但也是为了更具体而深刻地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感到儒家礼教文化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不可全盘否定之。抽象一点讲，礼教就是行为规则教育。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行为规则意识，我们应该吸取儒家礼教之精神，抛开其礼教的具体内容，而开展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行为规则教育。这是我通过写这篇文章所获得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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