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长河中，英国诞生了无数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位杰出的先驱者：17世纪的艾萨克·牛顿与19世纪的查尔斯·达尔文。

这两位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独立地探索，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核心思想和发现，具有深刻的理论共鸣：外部力量对发展演化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这两位英国巨人被同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仿佛象征着他们思想的交汇。

牛顿，这位物理学的巨匠，其第一定律宣称，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否则物体会保持静止或恒速状态。这意味着，不是物体内部的某种神秘力量，而是外部的能量输入，决定了物体状态的改变。即，欲改变运动状态，就要能量输入。

而在生物的领域，达尔文同样惊人的发现，不是生物体内部的强烈愿望、努力、突变，而是外部环境的选择，决定了哪些生物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这一生物学领域的第一定律自然选择学说，同样具有类似的哲学意涵，即，生物演化要发生，外部选择才是决定性力量。

这两个理论，尽管分属物理学和生物学，但它们在哲学上的共鸣却令人震撼。为何外部的能量输入如此重要，足以塑造物质的运动和生命的进化？

在生物学发展历史中，群体遗传学数学理论论证和大量实验结果，为自然选择学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摩尔根和其他先驱者的工作表明，虽然突变为进化提供了“材料”，但真正决定一个物种命运的是这些突变在其环境中的适应性。

因此即便是孟德尔、摩尔根发现了遗传学定律和基因的本质，看起来似乎比达尔文更高明，但是达尔文与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的整合，即现代综合进化论，又被叫做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而不是孟德尔主义，也不是摩尔根主义。生物学界又发现，达尔文才是对的。

生物学家明白了突变只是提供可能性，而自然选择则像一位严格的导演，决定哪些突变能在剧本中占有一席之地。

又或者，这种对外部能量的强调，是对我们人类的谦逊提醒：人类受制于那些无形的外部规律。人活在他力的影响之中而不知。

理解了外力的真正推动力和决定意义，才知道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源泉。对外部未知世界的主动探索和回应，才有了哲学基础。相反，很多人一辈子活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许实体内在的稳定性，可能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突破性的力量。无论是内省还是内卷。

自我革命、自省、反求诸己，是真正的自我觉醒？貌似是觉醒，又是否有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效果取决于自我审视还是外界力量？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哲学问题。

2023年10月7日

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