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和IF可能有错，Nature和Science也可能会有错
冯兆东（2022-07-04）
一、SCI
我（冯兆东）是认可SCI的历史功劳的。SCI的被重视成功地将一大批中国的中年和青年科学家带到了国际“主战场”，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可以与国际上最活跃的学者平等对话的学者。自“黑暗的中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学研究的文化一直比较正常，他们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比较长了。而中国呢？上世纪的"五·四运动"才开始嚷嚷着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引进，之后几十年的战乱年代里几乎无科学可言。我的一位很是成功的学者朋友说得好：中国的科学进入正轨和常速发展仅仅开始于1980年代。是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科学进步也许真的是“学徒式”的进步：既模仿又引进。但是，我们当时与西方的科学差距真的很大唉，不学徒？不模仿？怎么会有跟进和超越呢？是的，在整个过程中，由于我们的不成熟（学徒吗），由于我们体制的不健全，还由于我们过长的封建历史，我们在SCI方面有不少的偏激和失误。例如，SCI被神器化后，SCI甚至将中国科学引向“科举”：人们为了“升官发财”而ＳＣＩ。但是，我认为SCI的功劳是远远大于过失的。
二、IF
中国ＳＣＩ盛行的另一后果是“滥竽充数”的ＳＣＩ杂志盯上了中国的SCI出版费。后来呢，ＩＦ（影响因子）的被引入似乎有效地遏制了“烂ＳＣＩ”问题。但是，ＩＦ似乎也被“滥用”了。几乎所有的学人每时每刻在谈论ＩＦ，却是没有人谈论他（她）自己认为的有趣科学发现或进展。原因很简单：监督部门看重IF，它（IF）与奖金、升职、甚至争夺院士都挂起钩来啦。客观地讲来，一个最为有效的争论是：ＩＦ是那本杂志的ＩＦ，并非你的那篇文章的ＩＦ。但是，学者们的假定一定是IF高的杂志的审稿标准和接受标准更高些，事实也确实如此。至于“不少‘低IF的文章’后来被证明比大多‘高IF的文章’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这一事实确实给了我们难堪。但是，我们总不能靠“观察”学者的面相去预判学者或“祈求”上帝替我们做判断吧！所以，IF还是管用的，在全世界的学界都管着用的。
三、Nature和Science
再说Nature和Science。科学网上有人说，争得院士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有一篇Nature或Science的文章。我曾在我任职的德州一所大学地质系做过“Search Committee”的Chair。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的申请者中的三位有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经历。其中一人竟然有3篇Nature和/Science的一作文章，但是他仍然落选了，因为他的学术经历和知识结构并不是那个地质系所需要的。这一经历导致了我对“一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半定乾坤”有点不认同。但是，我又是被“追求Nature或Science发表”洗礼过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时见证到，那里的学者把发表Nature或Science文章作为他们的“攀比”指标。虽然Nature或Science被认为是“Old Boy Club”，虽然它们的很多文章也被证明是Nonsense（胡说八道），但它们的学术信誉却是被长期地和广泛地认可的。他们的文章（特别是述评文章）一直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它们的审稿和接受标准都很高。我的结论是：没有必要为了一篇或两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去伤透了学者的心或管理层的心，但中国真的是到了辈出“引领科学方向”的国际学术领袖的时候了：出现一批在某个领域“引领风骚地”在Nature或Science不断发表文章的学者。不过呢，历史还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在Nature或Science发表了文章，并不意味着“找到真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Nature或Science出Nonsense（胡说八道）的频率与其它杂志一样一样的。还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是：被同行认可的和被事实证明的重大科学发现并不总是发表在Nature或Science上的。
四、出路在哪儿？
4.1.小结：鼓励SCI，引进IF，提倡Nature和Science发表都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合理政策，我们无需批评。我们需要批评的是“过分化”和“简单化”（甚至粗暴化）。
4.2.策略：科学研究的评估确实是一个难题。不过，只要一个国家的宏观-中观-微观战略的部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合理性，社会需求会用竞争的办法给不同级别和不同定向的学术机构“赛出”符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评估体系的。所以，首先得给大学校长以足够的办学自由，让他（她）把学校办出特色来，办出优势来，办出风格来。这样一来呢，清华、北大等等就有望朝着真正“国际一流大学”去奔啦。
4.3.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有组织科研”被一些人当作了制度优势。结果呢，“有组织科研”被简单地理解为组织起来拉项目，从而不尊重科研主体的个人选择，不尊重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发展规律，不尊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偶发性、长期性和独创性。是的，有的事儿是可以“在科学战略家的领导下”实施举国举动的（例如，修建三峡大坝和高铁）。而另一些事儿可能得鼓励那些在“权力和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很适合于科学研究的人们”去做的。近代科学史告诉我们：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不是靠“科学战略家的组织能力”实现的。要不，容许我们将过去100多年的重要发现的“发现方式”一一地摆出来？看看：是“有组织科研”重要？还是“个人静心钻研”重要？我担心，我们的导向是：只要“玩通”了社会，什么都行得通了。但是，世界上的“赢家”却不是这样玩的，所以我们的安全感（甚至是安全本身）可能常常会受到那些“世界赢家”的威胁的。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冯兆东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200905-1345840.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