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崛起的关键在改革
我国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与我国的科研实力并不相称。我国科研人员是世界第一，我国科研经费是世界第二，但最能够代表重大成果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却只有屠呦呦一个。毫无疑问，我国的科学研究还有巨量的上升空间，我国科研崛起的关键在改革，但改革之路在何方？
同行评审改革为专业机构评审
国家投入的巨额科学研究经费应该资助谁？理论上，科研经费应该资助最能够做出重大原创科研成果的研究人员。问题是谁能够做出重大原创？如何发现他们？
袁隆平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在袁隆平做出杂交水稻之前就被熊衍衡和赵石英发现了。《袁隆平口述自传》记载：《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在《科学通报》杂志1966年第四期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同志看到，他将袁隆平论文向九局局长赵石英作了汇报，赵石英又向聂荣臻元帅汇报并向湖南科委和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这里涉及到二个关键人物：熊衍衡和赵石英。熊衍衡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事5年，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又学习5年，毕业后进入国家科委工作。赵石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成为天津市经委主任，负责战后天津的经济重建。1956年赵石英调到国家科委担任九局局长，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选择支持了许多科学科研项目。正是他发出的关键信函，成了袁隆平的“保护伞”，保护了杂交水稻项目的研究。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是一篇极具前沿水平且尙需进一步研究的专业性论文，熊衍衡和赵石英都不具备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却能够准确判断出袁隆平的论文极具重大研究价值。看来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具有重大意义，不一定非要同行不可，具备科学常识和高度责任感就可以了。由此可知成立一个专业的评审机构，集中评审比目前的同行评审可能更优更佳。可惜的是现在这种集中评审的优良传统不但没有发扬光大，反而被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西方的同行评审。西方的同行评审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评审机构集中评审的好处是注重原创性，不看具体细节，这样能够选出大项目。同时，避免了同行评审裁判运动员一身兼弊端。
2. 改革科研微环境
科学研究的特点是高度个性化的，大多是某个人的偶然发现，或者长期不懈努力后的顿悟。原始创新的突发灵感首先是从个体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一旦原创灵感产生并初步实验证实可行，接下来需要科研小组跟进研究，这是科研创新的基本规律。目前的科研人员多数处于受支配地位，层级制度下，上级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很难有自主性。袁隆平就有这一的经历：1968年袁隆平被单位下放到溆浦县低庄煤矿，他的两个得力的学生兼助手李必湖与尹华奇急忙向国家科委写信反映实情，经过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与湖南省农业厅的调查，下令将袁隆平从煤矿调出。如果不是学生诉请，如果不是上级出手相救，恐怕就没有杂交水稻的成果了。但这样的幸运数十年来也就一个袁隆平！而被下放之后得不到救援的何止成千上万？何况不需下放，只需晾到一边就歇菜了，再好的idea也得胎死腹中！科员与科长之间，科长与院长之间存在科研利益冲突，如果科员科研成果一大堆，科长可能会挂不住。科长科研成果一大堆，院长可能会挂不住。如此利益冲突状态之下，科员可能会受到科长压制，科长也可能会受到院长压制。在这方面，西方的PI制很有借鉴意义，PI独自开展研究，不受上级约束掣肘。如果科研的微环境恶劣，一颗幼苗刚刚萌发就会被窒息，更不会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了。改善微环境，让科研人员不受制肘和压制也非常重要。
上改课题评审机构和方式，下改科研微环境，如此我国的科学研究可能会有好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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