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11月27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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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3岁的金融白领张超，在北京某商业体检中心享受过一次高端体检。当时，护士让他换上一身睡袍式的衣服，然后坐在装潢典雅、安静舒适的大厅里，等待检查室门前的电子显示屏显示自己的名字。“医生检查得非常细致。比如，做心电图，在医院都是几分钟就完事，可他们却看了20分钟。”做完体检，还能享用一顿自助早餐。
由于工作压力大，圈子里不时有同行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张超特别在意身体健康，坚持每年体检。今年，他由于出差错过了公司安排的体检，还特地自费去体检中心做了检查。
和睦家医院的美籍全科医生圣西睿智娶了个中国太太，也许是为了入乡随俗吧，这位美国医生在北京也感受了一把“中国式体检”。然而，做完体检以后，圣西睿智和张超的体会却不大一样。他描述说，“这家著名的体检中心不是医院，而是一栋医生多多、护士多多的办公室风格的建筑。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众多花里胡哨的仪器。我就像是被赶进屠宰场里的牛，在一个接一个的‘装配线’上移动，各个令人尴尬的部位被人又戳又刺。可我周围的人看上去却十分快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进行‘彻彻底底的健康检查’。”
在中国，各类体检机构正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在许多城市，你走在街头听着最流行的歌曲《小苹果》，无意中抬头就可能看见一家体检中心的巨幅广告招牌。据统计，截至2013年，国内体检市场规模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体检的意识也随着商业体检行业的发展而深入人心。
在11月5日的“北京市医疗机构健康体检工作会”上，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北京市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波介绍，目前北京市准予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达204家，从事健康体检的业务人员达到了近万人，为320余万市民提供了健康体检服务。
当体检成为生意
慈铭将自己称作中国专业体检连锁机构的首创者，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体检的商业化是从慈铭开始的。如今，慈铭体检占据了国内民营体检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
在慈铭，“博士”两个字指的不是一种学位，而是对一个人的称谓，这个人就慈铭集团创始人、总裁韩小红。韩博士出现在公司官网的首页、体检专家展示栏和视频宣传片上。这家精明的企业将它的创始人当作塑造品牌的手段，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韩小红喜欢讲述自己的一段故事，以此来说明体检的好处：她曾在9年前去韩国考察体检产业，在当地体验无痛胃肠镜时，正好被查出了胃癌，所幸随后经治疗而康复。
2006年，在由北京电视台转播的一次颁奖典礼上，上台领奖的韩小红被主持人曝出曾是癌症病人，现场立即引起很多记者的追问。事后，慈铭就此事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开过后不久，慈铭就接待了从山西组团来的100多位煤老板，专门要做无痛胃肠镜的检查。”
“为人民健康服务”“利己利家、利国利民”“济世天下”，慈铭总部大堂的墙壁上挂满这样的标语。“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企业有浓厚的国企色彩?”慈铭集团党委副书记杨丰韦的脸上颇有得意之色。
慈铭的党建工作做得很出色，因此，杨丰韦常常会代表民营企业去参加各类党建活动，介绍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经验。演讲的过程，就等于是对在场的各大国企的负责人做了一场慈铭的“软广告”，容易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会下聊天中，杨丰韦会不失时机地问对方，你们单位有体检吗?明年要不要来慈铭做?就这样，一个大单子就可能在闲聊中达成初步协议。
“精英族”“贵宾族”“压力族”“应酬族”……还有ABCDEFGH类，慈铭网站上的这些体检套餐名目之多，令普通人感到眼花缭乱。每一个套餐都有几十项检查项目，价格从三四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据慈铭北京雍和宫体检分院院长莫金锐介绍，起初，慈铭的检查项目只有十几项，但如今总共有1000多项。杨丰韦说，“实际上，由于体检都是由单位买单，大部分体检还是集中于几百块钱的中等价位套餐。”他说，国内体检行业的共同野心，就是让体检能够纳入到医保范围。
韩小红的计划就是要把自己的商业进一步做大。她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体检模式，“几百块钱的体检只能检查慢性病与晚期癌症，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做大众体检的。如果要真正实现‘健康管理’的理念，就需要做深度体检。”
韩小红所指的深度体检，就是价格在1万元以上的高端体检。在慈铭总部，设有一家奥亚医院，这里除了可以做常规的体检项目，还能做无痛胃肠镜、核磁共振CT、经颅多普勒、PET/CT等更加复杂的检查。在体检之后，还可以享受营养调节、中医、美容、抗衰老等各种后期调理项目。
国内另一家商业体检机构爱康国宾的掌门人张黎刚看好其所在的行业。他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14亿人口中只有3亿人每年接受体检，预防医学领域渗透率仅为19%，而日本是72%;另一方面，私营医疗行业近年来以30%的速度增长，未来几年仍将保持这个速度，所以增长潜力巨大。”
作为国内商业体检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年大体检机构总裁俞熔提出的商业理念是：未来，医院不再是用户的“入口”，而体检机构才是。只要抓住这一入口，就有机会成为整个医疗健康产业的“百度”。
未来五年内，美年大健康将在现有体检、健康管理和中医养生的基础上，植入中医治未病、女性保健、特色诊疗、康复理疗和就医保障等增值服务。俞熔表示，“尤其是在一些三线城市，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健康观念的提升，市场反应超出我们的预期。”
在慈铭等一批民营体检机构培育出中国体检市场的同时，医疗界和公立医院也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就连实力强大的北京协和医院和301医院都有自己的体检中心，分别称为“健康医学部”和“健康管理研究院”。
2007年7月，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正式成立。然而，作为“健康管理”理念在国内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吴海云现在却开始反感商业体检行业对健康管理概念的滥用。“健康管理，原本意味着干预危险因素，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在中国却走了样。体检，成了它唯一的具体化实践。”
2014年11月21日～23日，第八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健康管理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者主要就是全国各级医院体检科的人员、各类体检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体检设备供应商。几家民营商业体检机构作为论坛的承办者参会，其中包括一家叫做“圣康达”的健康管理咨询公司。
圣康达在其网站上宣布，他们“在全国拥有14家以部队三甲医院为基地的健康体检中心，年服务客户逾100万人次……”然而，当被问及这种民营体检机构与部队医院的合作模式时，北京圣康达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燕晴却对此讳莫如深。位于北京的二炮总医院就是圣康达的合作单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它们的体检服务颇有军队特色，前台的一侧置放了一块指示牌：“女首长检查区”。
除了大医院之外，像北京城建集团牡丹园门诊部这样的二级社区医院，也成立了体检中心，价格从180元到上千元不等。它们的广告单上列出了30多家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地铁公司、中铁十六局、温特莱酒店、望京科技园等机构。
由于可以利用医院的现有设备，再加上现成的品牌效应，体检业务成了公立医院手到擒来的一块肥肉。曾经有人统计，体检行业的利润率至少能达到20%。体检和药品、诊疗并列，目前已经成为医院收入来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与单纯做体检的民营机构不同，对于公立医院来说，体检还能带来额外的收入：在体检中发现健康问题的“顾客”，可以顺便转换成医院的“病人”。广东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袁向东算了一笔账：“如果查出疾病的这10%都去了门诊，其中还有1%～2%的人住院，那么(每年的)间接效益就有五六千万元。”
中国式体检
在接受体检的过程中，来自美国的医生圣西睿智见识了中国体检机构里各种自创的花样和过度检查。而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在他接受体检两个小时的过程里，没有任何医生询问他的病史，哪怕是一次。“没人问我现在服用什么药物、当前的健康问题、过敏史、家庭病史，或者手术史。甚至没人掏出过听诊器听听我的心脏和肺部情况，也从没有医生检查我的皮肤上是否有可疑的痣，或者触摸我的腹部，看看是否有硬块。”
这让圣西睿智十分担忧。作为一名医生，他明白，80%～90%的诊断都是通过病史和身体体征做出的，各种检测只不过是确定或否认医生判断的一种手段。因此，任何百分之百依赖于仪器、化验，而不询问病人健康历史的机构，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和高效率的健康服务。
在所有的检查仪器中，令圣西睿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项叫做“热代谢检测”的体检项目。检查的方式，是他几乎全裸地在一个红外温度测试仪前站上30秒。接着，仪器上出现一些热图像，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身体各个部位，借此解读他身体的异常信号。
圣西睿智说，这种所谓的身体检查，是他在美国的医院里闻所未闻的。
根据对中文学术论文网站“中国知网”进行的检索，记者发现，这项技术主要用作军事侦察，1950年代被人首次用于医疗领域。截至目前，这一技术仍多被用于实验室研究。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设备，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很多体检中心的“标配”。在慈铭的体检套餐里，只有价格超过5000元的F类以上的套餐才有此项目。对此，吴海云说，这种“医用红外热像仪”根本就是中国人的“发明”，完全不是医院的常规诊断手段。
在网上搜“医用红外热像仪”，有很多公司都在销售这款产品。但记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英文简称SFDA)的网站上查询发现，通过SFDA注册的红外热像仪只有一家，由武汉迈迪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产品的使用范围也只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臀、腿软组织损伤和炎症提供辅助诊断”。
然而，在武汉迈迪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对医用红外热像仪功能的描述却包括：亚健康人群的健康评估与早期干预;肿瘤的早期预警;神经疾病的诊断提示与疗效评价;皮肤疾病的研究与诊断提示;烧伤及冻伤面积与深度的测定;断指(趾)再植、植皮疗效的监测及评价;头痛、神经痛、关节疼痛、颈肩腰腿痛、肢痛症等各类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提示及疗效评价;中医诊断可视化、客观化、数据化，等等看似无所不包的内容。
“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仪”听起来比红外热像仪更神奇。在慈铭体检中心，记者见到了这款设备：只需将手掌放在一个不停转动、像光盘一样的平面上，电脑那头就能读出被检人亚健康的状况。医生解释说，这台仪器又简称为“量子监测仪”，并指着检查结果对记者说，“你的亚健康指数是70，正常上限是60。你稍微偏高，是亚健康，要注意休息，别熬夜。”
然而，在严肃的科学论文检索网站上却难觅“量子检测仪”的踪影。在普通网上随便搜一下，有关“量子检测仪”的解释则有一种强烈的山寨气息：“根据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将人体脏腑在身体发射区上的穴位和手腕部脉搏信号和血信号变换成对应的生物电数据，并将此数据与计算机海量数据库中的正常值加以对比，进而确定被测者身体正常与否。”
有一项叫做“碳13呼气试验检测胃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是如今各大体检机构都在重点推广的检查项目。根据慈铭体检雍和宫分院院长莫金锐的解释，做这项检查的人，需要对着一根试管吹气，然后吃下一种对人体无副作用的药，再对着第二根试管吹气。检验人员对这两管气体进行化验，比照前后呼出的气体中碳13含量的高低，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
医学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可导致胃溃疡、胃炎，并与胃癌有密切关系。因此，以幽门螺杆菌来判断胃部健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吴海云话锋一转，健康人也能携带幽门螺杆菌，检查结果为阳性并不意味着就有病，但常常有人因此就慌着去买抗生素吃，这样反而容易造成人体的抗药性。
实际上，2012年，某公司组织员工到深圳慈铭健康体检管理公司进行体检。结果显示，八成以上员工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这样的检测结果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恐慌。但是当这些“病患”在多家医院复检后却发现，仅1人染此细菌。该公司随后对慈铭提出质疑并要求赔偿。
在商业体检中心“一条龙”格局的体检程序中，中医把脉常常被安排成最后的压轴戏。与老中医面对面接受望闻问切，也为中国式体检过程中冷冰冰的机器阵列增添了一点儿人性化的服务。
北京的周女士和好友去年相约一起去某商业体检中心做体检，看到菜单上的最后一项是中医，对此颇有期待，希望医生可以给一些具体的调理建议。然而，两人做完体检后相互一问却发现，房间里的那位退休老太太跟她们说了一模一样的话：亚健康，别熬夜，多吃水果、蔬菜。“当时我们都挺失望的，觉得这项检查好像没什么用，白花了钱。”
“颠覆性的意见”
作为一名医生，吴海云说，他自己从不接受那种成套包装的体检，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每隔几年检查一些具体项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体检行业如此红火，如此花样繁多。‘中国式体检’，可谓一朵奇葩。”
吴海云有一位朋友，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美国梅奥诊所的一位预防心脏病学专家。在听说中国体检机构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套餐”后，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心脏病学专家介绍说，在梅奥诊所内，也有个由内科学教授负责的诊室，专门提供“贵宾体检”服务。前来接受体检服务的顾客中，很多是世界各国的王公贵族、亿万富豪。但实际上，服务的内容主要是由医生详细询问生活方式;既往疾病史;做视、触、叩、听检查，辅以一些必要的化验、超声波或X线检查等。这种“贵宾体检”的平均费用，每次大概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医生的服务费。
尽管如此，这样的“贵宾体检”(在美国被称为“executive physicals”，即高管体检)，在国外还是遭到了质疑和争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曾专门刊文，指名道姓地批评梅奥的这种“高管体检”是一种“糟糕的医疗”——“昂贵、无效率、不公平”。
相比之下，商业体检行业在中国扩张式发展的过程中，则一直缺乏专业的论证和规范。吴海云说：我们大量的保健经费都被投入到了这些其他国家并不推荐进行的筛查当中——这些检查有的不具备证据支持，有的则具有极差的投入/产出比。
吴海云的说法，在另一个重要的场合得到了支持。今年5月24日，在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作了一场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这位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在开始报告之前就“警告”与会者，这个报告将涉及一些“颠覆性的意见”。
韩启德以高血压、糖尿病前期、骨质疏松举例说，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损伤。
他以美国一项研究为例：这项研究涉及7.6万例病人，55岁～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前列腺癌的一种筛查方法)，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有108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结果是，这两组(筛查的和不筛查的)，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
韩启德接下来又举了一个肺癌的例子：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对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者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把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的人和单独做胸片检查的人进行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
对于体检是否获益，国际上对大规模的人群进行过分析。圣西睿智也在其博客中写道：2012年，一份考克兰(国际权威的循证医学资料库)荟萃分析对超过18万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者们在被试者参与体检后的10年内对其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他们的死亡率、癌症或心脏病发病率并没有显著降低。美国普通内科学会也提醒医生，“不要对无症状的成年人进行常规的普通体检……没有特别原因而定期安排的普通体检，在减少发病率、死亡率和住院率方面并没有显著作用，并且不必要的检查还引发了潜在危害。”
对于以上结果，韩启德解释说，“(对于)小概率(的疾病风险，如果)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有病的)的人里面，还是在99%(没病的)的人里面。”让韩启德担忧的是，这是公众所不了解的，尤其这种情况在疾病筛查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谁来规范体检
吴海云说，从保健的角度而言, 很多人的确应当定期体检。对于已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定期检查是监测病情进展, 观察治疗效果的必要措施。例如高血压病人, 应定期测量血压, 还应定期做心电图检查,定期做尿液化验, 以早期发现高血压引起的心脏或肾脏损害。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至少每半年应该做一次肝功能检查。
另外, 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人, 应定期做一些特定的检查。例如，工作中经常接触粉尘的人, 应定期做胸部X 线摄片检查。而对于一般健康人群, 体检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了和医生做个交流，让医生就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体育锻炼、是否服保健品等方面进行一些指导。
1861年, 英国医生Horace Dobell提倡大家每年做一次体检,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在很多西方国家, 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他们认为, 体检最重要的作用, 是密切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同时，医生还会提供个人发病的风险因素, 从而使这种指导更具体一些。体检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希望早期发现一些重要的疾病, 如癌症, 从而能早期得到治疗, 医学上称作疾病的“筛查”。但在这一点上，专家们一直存在着争议。
吴海云说，当然，定期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也可能会有些好处。但检查的项目应当有所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特别值得提醒的是, 体检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并不仅仅是经济代价。一项检查可能会出现所谓“假阳性”，也就是将本来没有某病的人, 诊断出某种病来, 引起焦虑和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些检查, 如X线摄片和CT检查，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体检的另一个代价，是“虚假的安慰”，例如，一个人吸烟很凶, 但每次做CT检查肺部都没什么问题，那么他可能会更有理由不戒烟。
圣西睿智觉得，造成这种中国式体检的根源在于，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初级保健制度，也没有这样的社会文化。在美国，家庭医生可以常年为整个家庭提供医疗服务，跟踪他们的疾病风险因素，并在适当的时候建议他们进行合理的筛查测试。但中国人没有家庭医生，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到私立或公立体检中心去做体检。
鉴于中国的这种情况，吴海云承认，体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部分地替代家庭医生的角色。但是，这个替代，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检查什么项目?由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圣西睿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美国有一个成立于1984年的预防医学特别工作组，这是一个由全国预防医学与循证医学的专家志愿组成的独立组织。美国医生们需要参照政府提供的体检项目清单，来确定谁需要做什么检查。而这个清单，就是由这个预防医学特别工作组制定的，以保证所有检查项目都建立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之上。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制度。因而，圣西睿智特别希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的措施，来保证体检项目的科学性，而不是由商业体检机构自己设计“套餐”。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医生、科普作家李清晨说，他自己及其亲属从来不考虑去商业体检机构做体检。“商业性体检机构里的医生，他们有能力判定一些稍微复杂一点儿的情况吗?那些在网上很活跃的商业体检机构，主要目的还是千方百计让顾客掏钱。即使是大型公立医院的体检中心，虽然号称是非营利性的，也都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过度商业化的体检无法做到个性化的定制体检方案。此外，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体检机构，在观念上能不能跟得上最新的医学证据并与之相符合，也值得怀疑。”
健康体检套餐制定和实施中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张成琪认为，体检医生与受检人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体检服务的诱导需求。许多医院推出了名目繁多的体检套餐, 然而由于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 受检对象对这些体检项目或者体检套餐, 无从选择。
实际上，2014年5月，由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组织全国近百位专家研讨编写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公布。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武留信表示：“该《共识》明确了必选和可选的体检项目，希望能解决目前体检行业面临的基本项目不统一、服务内容不规范及公众不知如何选择等问题。”
11月23日，在第八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大会上，武留信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一份学术共识，没有约束力。但是该共识是国家标准的“前奏”。他们已经给国家卫计委提了建议，明年要搞具体的操作指南。
在吴海云看来，究竟要不要做体检，个人有自己做选择的自由。但中国的问题是，管理部门、商人与医疗界已经联起手来，耗费大量资源，将体检包装成了一个令外行人看来无懈可击的商业陷阱。
中国社区健康联盟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鲍勇承认，“目前的商业体检还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模式，存在商业化的过度包装。它是以经济为中心，没有以健康为中心，这就是一个问题。过度体检拼命查，拼命增加病种。”
可是，韩小红并不在意这些，她说，她和丈夫胡波现在每年都要在自己公司做“无数次”的体检。在面对过度体检的质疑时，她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反诘：“体检过度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要鼓励过度体检，我自己就是过度体检者，而且受益于过度体检。”
然而，作为国内最德高望重的医学家，韩启德说，有一个研究表明，除去老年人，做不做健康体检，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但现实是，几乎所有的民众，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韩启德在今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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