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师节来到时，想起我的父亲，一个小学老师。也想起了我的老师和导师。有很多和教师/老师相关的事至今一直记忆犹新。我还想，我们家这个教师职业，能传到下一代吗？

1.    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从解放初期就开始了，还进过如皋师范进修过。但1957年因为说了几句“大鸣大放”的话，给打成了“右派”，开除出党。从镇上的小学给发配到乡村小学。直到1979年被平反，我们兄妹三个都不知道！下放10年（？）后，直到等我上小学时才有调回来。

每到晚上，在一盏油灯下，他给学生作业，母亲做针线活，我们兄妹三个做作业。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1969还是1970年的某一天（记不清了）。我家突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找了很久才找到我们家的。我父亲不在家，他对我母亲说，他是我父亲很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是我父亲的很好的教育让他能有今天。现在在某个供电局工作，他可以帮我们家按上电，来报答老师。我母亲招待了他一下，他就走了，说过几天再来。等我父亲回来时，说起来一些有关这个学生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个学生觉得我父亲对他的启蒙有很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记得，要以为我家安装上电来报答。就这样我们家成了除了镇上“公家”以外第一个安上电的人家。在这以前，每到晚上天黑时，我就守在家门口，看家不远的河对岸的粮站什么时候开电灯，就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安上电！没想到我父亲的一个学生为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2.  当我到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太能胜任教复杂的乘除法了，他就要问我。我常常给他校队作业。那时赶上文革的最严重时期，很多老师都不上课。我是我们班的班长，我就去讲台讲课。我还给一年级额的学生上个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我们班读语文课本时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我就找了个理由说粉笔没了，要去老师办公室去取，在那儿问了怎么读那个字，再回来教同班学生。所以我五年级时就当“老师”了。

3. 到我上高中时，是邓小平“二下”时代。又不凭考试进高中了。我们生产队会计家的儿子进去了，我却差点没高中上。过了三个星期，我才“插入”高中。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告诉我我没什么能入学。前几年遇到一个初中同学，他说，他的父亲（时是我父亲小学的校长，从外地来），让他回老家读高中，给我让出一个名额。我说，非常谢谢，要不我这一辈子也就是个初中生了。真的好感激！

4.  进了高中，学校基本不怎么正常教学和上课了。但我们高中的老师都是从南通市“发配”下来的。还算认真。语文老师原来是南通师范的语文老师，就叫我们排文艺节目，全是文革的那一套，自编，自导，自演，晚上走路和骑自行车到乡村去演出。常常搞到11点回家，大队的群众也有点“娱乐”。

5.  等到高中毕业后几个月，“四人帮”倒了。邓大人“三上”，回复高考。我通过看报纸，了解到该信息，所以就提前准备。白天干农活，晚上就带一包烟去学校请老师辅导。几个老师都很认真帮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的高中（就一排砖房）也就关了。来年他们就回南通市了，也就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见到我高中时候的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老师。非常遗憾！只有我的英语老师以后去了南京，我在出国前每年都要去拜访一次。以后也失去了联系。

6.  因为我伯父曾在国民党那儿当过文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我高考时，担心要政审，怕过不去。我父亲还给大队的书记送了二斤红糖，因为他的弟弟在我父亲的手下当过民办教师。因为我父亲一直帮他，书记说没有问题。虽然邓大人明智，不需要政审，但那时谁知道啊？-去年回家看到那位民办教师，还说“我曾是你父亲手下的民办教师”，我说 。。。

7.  大学期间的老师大都非常认真，他们经过了文革，大多数想多教，教好。他们都以退休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留校后任教，这些年来每年都要请我们的老师吃放，只要我在，是一定要参加的。但这一两年已经有几个走了！

8.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马上就给下一班的学生带实习，就比他们早一年，他们就叫“程老师”，真有些不习惯，但也没有更自然的称呼，比如在美国叫名字。从1982年到1984年当过两年的班主任。那是一段很难忘的日子。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事还是历历在目。但一个书记见我留小胡子，不爽，说我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说马恩列斯、李大钊、周恩来都留大胡子，他们可是GCD的创始人！我向他们看齐。把他气得差点长出胡子来！

9.  在Cornell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就比我大几岁。有一次在Cornell校园里，问我，你看那个女孩漂亮不漂亮啊？重新回来做葡萄研究，又有机会和他常见面了。两周前我的硕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ProfessorLisa Earle 被邀请到南农讲学，我和她一起吃晚饭，叙旧，聊天，感觉真好。不过她前两年也退休了！近30年了。光阴如梭！

10. 博士一毕业我就开始在美国大学任教，有几个学生在美国大学做教授。但大多数美国学生联系已很少了。

11. 到2009年在中国建实验室，在中国带研究生，也上过一点本科生的课。最难忘的是2013年，我在南京过教师节，学生们给我庆祝了一下。给我发了“宇宙最佳导师奖”，其实这个宇宙就是我们实验室那么大！整个过程我曾写个一个人人日志（http://blog.renren.com/blog/358648967/913253805?bfrom=01020110200）。学生还给我做了个短片，挂到了优酷网（http://share.renren.com/share/358648967/16374944562?from=0101090202&shfrom=010301002）。

12. 今年教师节，我在美国，这里有我南京实验室的四个学生！还有一个在外州。不少国内外学生都给我发“教师节快乐”。但国内的一位同事说，今年连贺卡也不让发了，一点教师节的气氛都没有！我倒是收了不少“电子”版的！

哎，时代在变迁。不同时代的老师/教师有着不同的命运（国家的，个人的）。时代赋予教师的内涵，有些变了，有些还是没变，也不会变。我是非常幸运的！我很知足！虽然很累，但也有很多乐趣！

我一直希望我的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孩子以后能当大学老师，接我父亲和我职业的班。但现在这个愿望看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他们从小就看到我这么辛苦，写项目，写papers，常听到我说有多累，项目有多难拿，挣的钱也不多。现在看来觉得跟他们说“多乐”太少了。结果两个大学毕业，都去从商了。看来我们家这个教师职业也传不到第三代了。虽然有些伤感，但只要他们生活得快乐，不忘老师教的，还能活到老学得老，也就欣慰了。

教师节，和大家同苦，也同乐！

程宗明，2014年9月10日 Knoxville，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