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恍如白驹过隙，一个甲子飘然过去，我60岁了。按照规定，今年我退休，从此进入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有人说，我可以继续工作，进入所谓的“第二春”；也有人说，我可以率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还有人说，退休了就有时间，可以去旅游。所有这些我均同意，我的确可以进入第二春、的确可以率性而为、的确可以外出旅游。但，这都是未来的事情，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我说不好，更不用说怎样安排以后的生活了。都说要面向未来，然而我却不赞同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应该背向未来，面向过去，这才是个我这个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我不会把未来想得那么好，也不会想得那么不好。

一、

我所信奉的是“吃饭哲学”，这套理论好像是哲学所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既然如此，必然也就离不开一个“饭”字。以后无论贫贱，单位都会给我开足够我“吃饭”的退休费，吃饭终于有了彻底保障，饭的问题以后是解决了。可为了这份饭，我却整整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

当年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没有工作，被安排在传达室看大门，那时也就二十岁的样子，干个临时的家属工。工作虽枯燥，但却给我自学英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回想起来，没有那段看大门的经历，我的英语阅读是否能过关呢。可是看大门也不光看书，那时山东滨州医学院还是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分院，叫北镇（滨州前身的名称）分院。学校的老师大都有课才从青岛来北镇。那时的北镇一片荒凉，和青岛比起来简直就是蛤蟆和天鹅。许多老师也是学期结束后立马返回青岛，不愿在北镇多呆。他们滞留北镇期间，也会到传达室聊聊天。有的老师见我是青岛医学院老职工的子弟，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位女老师跟我说，人的一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男女关系上不出事情，也就算平安了。她的“三不原则”虽说不上是至理名言，可却成为我以后的生活指南，当然，这句话放在今天，有人会嗤之以鼻。经过这么多年的咀嚼，她这“三不原则”不就是确保一个人过上平凡和普通生活的基本准则吗？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山东，到武汉投亲靠友。这一去真就算彻底离开家庭，独自闯荡世界了。漂泊在外的滋味不一定都有人完全理解，见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飘们”，我想他们一定会理解我的一点儿心情。只不过是焦点不同而已，我关注的是“吃饭”，而现在的“飘们”或许更加关心的是在某大城市落下户来。我去武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尾声了，当时的想法也过于天真，以为到武汉就会有饭吃呢。去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局面比山东还要糟糕。到武汉的一个星期后，我就开始腹泻，有一个来月的样子，是水土不服。我常年生活在北方，没到过江南，不适应南方弱酸性的水。

二、

到武汉也是漂泊。那时我已学了10多年的英文，可以凭手艺混口饭吃。经人介绍到汉阳月湖中学代课教英语，算是我在武汉找到的第一份像样的工作吧。月湖中学位处汉江边，对面就是汉口，我暂时栖身汉口。可是要到汉口则要通过江汉桥才能过去。那时学校也没有宿舍，我每天都要从汉口这边赶到汉阳上班。年轻就是好，汽车很挤，常常吊到车门外晃啊晃啊地穿行在汉口的街道上，乐在其中。我办公桌对面是一位教语文朱老师，个子矮矮的，人很和善。她与先生郭老师就住在月湖中学的宿舍。引起我好奇的是她先生没有工作，独自一人在家写东西，除此之外还常常外出为落实政策而奔波。后来才知道，他文革遭受迫害身陷囹圄，出狱后落魄江湖，四处流浪，曾卖血为生。现寄居在妻子这里。一来二去，我们也成为朋友，他们当年育有一女，可小家伙身体很不好，常常生病住院。由于他经常外出，孩子一生病我会帮助朱老师带孩子到汉口第四人民医院，就这样我和他们一家成为好朋友，又有谁知道，就在月湖中学那段时间，我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呢？以后郭老师落实政策回到中国科学院，协助李国平教授创建数学物理研究所的工作。那时已经到了1980年代了，我在湖北轻工业学院教英文，而且也拿到了武汉大学英语系同等学力的证明，也被《湖北日报》作为自学成才的典型进行了报道。当然，期间我与郭老师的联系也未断过，后来他就根据我的情况把我破格录用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从那以后，我的漂泊生活才告一段落，可以说一步登天了。

我们28岁有了孩子，夫人在外地工作，二地分居。孔子说“三十而立”，差不多我30岁的的样子，夫人从外地调到武汉，成家立业的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下来。漂泊和奔波的生活稳定下来，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以后10年，重要的是把孩子养大。我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翻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工作。而且，还出版几本书，有翻译的（《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校对的（《应用术语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参与撰写的（《交叉科学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那些年为我的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郭老师由于种种原因，大概于1984年调往武汉市工作，临行前他问我是否跟他一起走。回过头来看，没有跟他走是对的，而他则从一位学者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武汉市的副市长。假如我跟着他走，我会成为什么呢？当时我的想法单纯得很，安定压倒一切，好不容易有了安定的环境，再到新单位肯定会有另一番景致，尤其是到了武汉市的官场，恐怕我的长处一定发挥不出来。要扬长避短，用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必败无疑。

我没有读过大学，只是参加过武汉大学专门单独为我组织的二次考试；更无硕士经历，没有写过硕士论文。可是，我对自己写一篇文章感到非常得意，它的意义对我远比硕士论文大。我参与翻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正是关于火药的那部分，我从注释中找到了一个小问题，其中涉及到佛郎机火铳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主编曾写过一篇关于佛郎机传入中国年代的考据文章。结论与李约瑟的不一致，我想这其中或许会有点儿新发现。我记得花费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所谓的商榷文章。并将该文投给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同时也给了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二位朋友。当时，我给杂志的稿件迟迟没有回应。在数学物理所，我专门负责《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与科学出版社有些联络。侧面打听了一下，原来《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主编也在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心里暗自高兴，该文的出版与否对我已经不重要了。至少主编在探听我是什么人了。我在科学史所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是否与主编说一下，把文章发表了？我没有同意。我不是那个行当的，何必给人难堪呢？不是硕士论文，胜似硕士论文。关键学会了治学的方法，查阅湖北省图书馆方志、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的四库全书、到各个旧书摊去找相应的资料。研究的过程是个享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时我的兴趣点就集中在佛郎机火铳传入中国的年代上，所以得出了与人不同的结论！

三、

1989年5月我参加了华中师范学院举办的科学哲学会议。期间北京的好友给我建议，让我关注一下PC。他的话我就记住了。大概到了1990年初，让人帮忙，组装了一台个人计算机。就这样我与计算机有了初步的接触。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一步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我当时工作单位叫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所，其前身是专门搞计算机研究的，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所就归入海军，现在它的计算机部门仍然在那边，叫6709所。作为一个学文的，莫名其妙地抱回一台价格不菲的机器，那些武大计算机系毕业的认为我纯粹是疯掉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年在1980年代中期，我开了一家小公司，从国外进口了一批UPS电源。于是我也顺便发了一笔小财。这样我又装上了电话，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我有一个弟弟在美国工作，他对互联网很了解。那时互联网根本没有商业化，依然由NSF掌管。好像是在1992年的样子，我们约定好做个联网实验。我记得特别清楚，软件就是用5.1版的PC Tools。那时也没有什么modem，直接用机器的通信口联网。当我的机器屏幕一下子水平分为上下二个时候，我顿时被惊呆了。这个情形我至今难忘。于是我就想，下半辈子就搞这个了。想是一方面，而机会又在哪里？

没过二年，美国政府于1993年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便从NSF分离出来进行商业化运作。1994年社科院便出面牵头搞了个国家级的课题（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负责该课题的是金老师，他让我介入其中，可以说1994年我的人生来到另外一个转折点。也碰到了第二个贵人，他把我作为博士生召到北京。让我于1998年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博士学位。郭老师给了我一份正式工作，结束了我漂泊的生活；金老师给了我一个博士学位，让我不再为学历发愁。这二位在我人生最关键时伸出援手的贵人我是要铭记终生的。

1994年我已四十岁，是否北上读书曾在家庭讨论过。当年我所面临的是饭碗的问题，那个年代，自学成才不稀罕了。国家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数学物理学报》也来了正牌大学生和有硕士学位的人了。没过多久，我这个没有学位的人就被通知到所里办的公司上班。试想一下，靠英语吃饭跑到科技公司，有什么优势？尽管我会计算机应用，但那又怎样？我的父母已经调到山东财政学院工作，我是希望他们出手把我调到山东工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要抓住这次读博士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我最后一次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也的确如此，我的导师到了1996年就轮空。社科院有个特色，导师多于学生，招生要轮着来。那年金老师是头一次招博士，而我是他的大弟子。此外，我在1994年就介入他的课题工作，正好有此机会，那就博一把。决心下了，好好复习。到了1995年考试的时候，我的英语考得很好，可是马哲却不及格。最后由导师出面，争取到了试读一年的机会。来年补考马哲。就这样1995年，我便来北京，一边干课题，一边读博士。那可是全脱产，舍家撇业，朝不保夕。即便将来有了博士学位，饭碗在哪里？这是当时我彷徨的地方。到北京读书，对我而言，是危险的一跳，成功了后面的路会相应坦荡些吧。

四、

转眼三年过去，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就与导师商量，是否依然回中国科学院工作，但导师不同意，让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历了几年磨难，找到了另一碗饭。从中国科学院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职称从编辑系列转成研究系列，户口从武汉转到了北京。总之，我成为北京人了。那时有政策，博士可以把爱人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北京。我的孩子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或许这是对我是个好消息。到了新的单位，一切都是陌生的，均要重新来过。我在武汉是参加过工资改革的，可是到了哲学所，这些都没用，从头来！没有房子，只能住集体宿舍，记得1998年7月我从研究生院拿着行李出来，直奔通县华兴园社科院的集体宿舍。我被分到六楼，南北通透的房，南边的房大些，二个北大的硕士住；我一人住在北面的八平米左右的小房；厅里打了一个隔断，我的同学住在其中。从研究生院的大集体生活变成华兴园的小集体生活。问题还是吃饭，研究生院有食堂，到点排队去吃就行了。可到了通县就要自己开伙了。我们四位患难的兄弟共用一个厨房，各做各的饭。幸亏我从小受到老娘的教导，一定学会做饭，目的是将来不能因为做饭而受媳妇的气！看来这时用到了。

那时也没有手机，只有那种BB机，通信不方便。每次金老师有事情找我，就用BB机呼我，我就要跑到楼下接电话。这段记忆很深刻，后来我的三弟送给我一个大哥大，通信条件才相对好转起来。通县集体宿舍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铺天盖地的蟑螂。而且我们几位都是个人顾个人，没人顾小强。所以那小强也就成了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好伙伴。哲学研究所不是每天都要去上班，平常大家都呆在宿舍看书。从1998年起，我先后翻译出版了《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就是《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是被国际著名丛书《现代文库》评为20世纪英语非虚构作品之一。今年商务印书馆重新购得版权，将其列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本书我在通县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翻译出来，我认为是它才是我的代表性译作。这回商务版我又花了大气力重新校订了一遍。

这个期间有个小插曲，苦恼人笑一般的小插曲。《世纪道德》一书出版了。我从出版社拿到了三千多元的稿费和十几本书。精神的，物质的都有了，我很高兴。必须要请金老师夫妇吃一顿（呵呵，又是吃饭！）。在劲松那边的一家火锅店吃涮羊肉，金老师夫妇也很高兴。我们酒足饭饱起身要走时，却发现我的包不见了。那里面可是装着我的所有证件和刚刚得到的稿酬啊！得，就剩那十几本书了，物质的飞了。我们三人都够懊恼的。钱固然重要，被偷了也只能自认晦气。可是那些证件啊，重新办理身份证、工作证、出门证等等，该多麻烦。这可恨的贼！我住在通县，连回去坐车的钱都没有了，还是金老师给了我几十块钱。我这才回到通县的宿舍。说来也巧，第二天我竟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捡到一个钱包，见到我的证件，就给单位打了电话。于是他就知道了我的联系方式。捡钱包的是位搞装修的师傅，他恰巧也叫我这个名字。据他说，他倒车时发现前轮下面有个钱包，除了证件外没有钱。于是才联系我，看来我这回还是碰到了一个心不太冷的贼，无可奈何，总算找回了证件。

五、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读书要检查身体，如果我的心脏病被查出来，恐怕学校就不会录取我了。巧的是为我们体检的医院有亲戚的同事，走个后门，蒙混过关。毕业留所也要体检，正好亲戚在那家医院也有熟人，而且正好负责体检工作。让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可是当我拿着体检报告去报到时，单位对我的心脏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而是关心我的肝脏指标，看我是否有肝炎！这也令我哭笑不得。不过，心脏问题终究还在，无法回避。也为我以后的遭际埋下伏笔。

哲学研究所，尤其是科技哲学研究室，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哲学与数学一样，都是可以一个人干的工作。可是与社会相关的研究方向，就要强调团队作业了。当时我的前任突然调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科技哲学室的工作便由我负责。从2003年一开年，行政和业务工作都很繁杂，人的精神颇为紧张。那么到了2004年我的心脏支持不了这么紧张的工作，终于出事了。4月份我被送入医院，医生说我必须更换心脏瓣膜。合同医院是同仁，我父亲有个学生刚好在那里的心脏病中心负责。于是决定在同仁做手术，毕竟有个熟人放心些。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知道心脏的瓣膜有病，为什么不早看病呢？这个我真要解释一下，大致有二个原因吧。其一是害怕，因为这个手术在20世纪可以说并不那么完全成熟，万一出了事，我就彻底没饭吃了；其二还是害怕，单位若知道你有这个病，怎么会要你呀。当年我去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时，就有人强烈反对，理由就是我有心脏病。就是怕别人不给你饭吃。在我患病期间，哲学所对我很好，所有的手术费用基本都给我出了。这是我的确要感谢哲学所的地方。

手术很成功，但疼痛还是要自己忍受。什么叫撕心裂肺，我算是体验过了。什么叫死而复生，我也体验过了。现在我们常常听大夫说，“手术很成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的理解是，那就是表明外科大夫的工作完成了，病人没死在手术台上，对他而言就叫“成功”；但对病人呢？当然，没死就算成功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呢？外科大夫就管第一步，以后就不是他的事情了。我就是从手术台上活着出来的，不过紧接着我的心脏来了个快慢综合症，快的时候能达到每分钟200多次，慢的时候也就30多次。简直就跟做过山车似得。那时人叫个绝望，我曾经一个人到同仁医院前面的小教堂，跪在那里祈求主的保佑。那时才真正体会到宗教为什么重要了。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宗教是有用的。为了保命，给我装了个单腔起搏器，每低于60次时，起搏器就工作。有了起搏器后，心跳基本就在60次/分以上工作了，也没有过快的心跳了。

同事朋友们见到我病好了，都说你这是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啊。我只能苦笑地答道，大难不死属于事实判断，必有后福属于价值判断，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我要背向未来，就是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法则提出的。

六、

1994年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研究工作课题还是相当超前的，有位同学问学什么专业，我说与信息高速公路有关，他还以为是跑汽车的那种高速公路呢。到了社科院，不可能再弄机器。要耍笔杆子了。而我当时参加的课题的题目是“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题目与仲昭川《Internet改变世界》的记录片有点儿像。不过我们的课题更偏重于社会影响。属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范畴，而不是普及互联网。1997年我们的课题结题了，结项报告浓缩后报送给中央办公厅。那时仲昭川的纪录片也出来了。看了那部片子，更是感到互联网的厉害。不过，我却无法回到那个技术的世界去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对我而言毕竟只是个工具，现在可以说还是个离不开的工具了。前段时间我一直纠结，是把我记日记的习惯改过来，用计算机还是用传统的日记本。今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刚好20年。我也是陪伴了它走过了整整这20年。我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之际，我痛下决心，抛弃纸质的日记本。用计算机了。与我的过去切割。

可在哲学所工作，必须要搞哲学。眼睛光盯着国内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到哲学所工作主要是听金老师安排，同时翻译与信息技术有关的伦理方面的书。到了这个世纪吧，网络上有一份叫“什么是信息哲学”的文章。我将其视为国际哲学界在信息时代的新的研究纲领性文件。作者是著名学者Luciano Floridi教授，那时他的文章还没完全成熟，也就没有正式发表。可是我却一直跟踪，并与作者取得了联系。到了2002年，该文正式发表在《元哲学》上。原文是上半年发表，紧接着下半年发表了中文版，相差没有几个月。而Luciano也就成立我的未谋面的好朋友。我也就算“带路党”吧，从国际上引入一种有关信息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2005年，在瑞典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我投的题为“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的文章被采纳。并被安排做一个小时的大会发言。哲学所给我出机票，大会负责我在瑞典的住行。会议很成功，我的发言也很成功。关键是我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 Luciano。我们这就算是正式“接上头，对上面”了。那时他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有个官方协议，可以邀请双方相关人员互访。于是，2008年我就通过这个协议把Luciano请到了中国。这次一次巡讲旅行，9月20日来华，10月1日前离开，总共有10天时间，他在北京做了四场报告，在西安交大做了一场。他回去后就“发达”起来，而来华之旅就是起点。

七、

2004年，Luciano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的教学参考书。那么我就让北京商务印书馆出面把该书的版权买回来，由我主持翻译，于2010年出版，上下二册。这本书在科学技术哲学圈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主持翻译这本书的也相当不易。先说找译者吧，由于每一章都是不同领域专家撰写的，我就必须找国内相关领域的同行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还要培育新译者，以便让信息哲学在中国有更多的接班人。最让我头痛的就是统稿，二十多位译者，要在风格上做到大体一致，相当不易。还有就是这本书的参考文献的独特性，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就在于每章后面的参考文献。每篇都标出适合什么水平的人读。可是由于是不同作者写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各异，因此整个参考文献由我统一进行了整理。多亏了我当了那么多年英文版杂志编辑的关系，才将其理顺。该书本应2009年出版，由于和建国图书出版撞车，我们只有让路。再就是商务内部的人事纠纷，弄得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延误。好不容易在2010年出版了。可我却为这本书操透了心！不过付出还是值得的，毕竟是第一部引进的教学参考书。

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不会关心专业的哲学文章。但著作就不一样了。2011年夏天的某日，我突然接到北京大学传媒学院陈刚教授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见到我主持翻译的《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又在网上查，发现我国内是第一个介绍Luciano的人。想和我见一面，了解一下情况。原来，《北京论坛》想请他来讲一场。可见那时的Luciano早已是国际知名学者范儿了。就是在这次论坛过程中央视《互联网时代》制片组通过我的引荐，对Luciano做了访谈，地点就是北大传媒学院的一间老教室。后来剧组还到了牛津大学他主管的牛津互联网研究院（OII）做了访谈。

今年7月份，腾讯公司成立了一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也要请Luciano。此前，腾讯的人也是先找到我了解情况。后来他来了，我们又见了一面。腾讯7月25日召开了题为“大数据连接的未来——2014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高峰论坛”，在那次论坛上，Luciano又做了题为“大数据、小模式、深影响”的报告。腾讯的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与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还有其他单位每年都要举办相应的高峰论坛。

八、

看我一直都在谈别人的事情。也该说说自己的工作了。除了当“带路党”外，我写的文章主要包括三个类别，一是介绍性的，主要是介绍国际信息哲学；一是独创性的；一是应时应景的。应时应景的文章不会长久，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文章就会失去华彩，我并不把这类文章太当回事。再就是介绍性的，翻译本身是一种译介，但还必须有自己写的独创性的文章，200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我撰写的“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就是典型的一篇，正是这篇文章为我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奠定了“吃饭”的哲学基础！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文章，发表在不同的专业报刊上，如《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及《学习时报》等等。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篇英文文章“通向未来中国科技哲学的基础”刊发在国家办的英文期刊《当代哲学前沿》上。除了是用英文写作外，它还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文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上。在哲学圈的人都知道，解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总是跟着原苏联亦步亦趋。而这份《哲学问题》就是一个标杆。国人发表在英美专业刊物上的文章不计其数，但俄罗斯学者却把我的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俄罗斯传播，我个人以为俄罗斯学者还是有分辨力的。我专攻俄罗斯哲学的同事告诉我，我的文章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还有一定的影响。我这不就心满意足了吗？

哲学所评职称基本有三个标准，首先是熬年头，年头熬不到是不行的（特殊人才不算），我就一步一步地熬，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一直到研究员。从1998年花了近十年的功夫熬成了研究员。每次评职称就是煎熬，都要报好多成果参评，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其次是有篇代表性的文章，我的那篇被译成俄文的论文可以说就是一篇代表我水平的论文。第三就是一部专著，最后我总结出来了，哲学所评职称就是一本书主义，宁啃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信息化的哲学基础研究》，论文写好了，但没有发表，我就慢慢小火炖，有十年吧。终于在2007年出版，书名是《信息哲学探源》（金城出版社2007年版）。评上了研究员在哲学研究所就算是“自由”了。没必要去钻天打洞去填各种窟窿，大猫钻大洞，小猫钻小洞，真是闹心啊！

我的前任2002年去了中国科学院，临走前留下一句话，他的前任不同意我干。可当时没人啊，所里还是让我来负责科技哲学研究室工作。于是我也是从临时负责人到副室主任再到室主任。终于到了2009年领导班子换届，我也就顺势而为，没参加竞聘，全身而退。要有自知之明，年轻人总会比我干得好，至少能够生龙活虎，像我这个年纪和身体，只能维持研究室的工作。要去争什么，我没那个能耐，等是等不来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就放手年轻人自己到外面争课题，争经费，然后他们自己去干。我还是自己搞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或许这样消极了些，说实在的，我没那个本钱，真的。按照老子无为的方式治理研究室的工作，大家自然相安无事。自从中国社会科学搞了创新工程以来，像我那样的治理方式完全行不通了。我终于在小绳儿勒得更紧之前退休，算是积德了吧。

九、

还是回到我的身体上来吧，这才是吃饭的本钱呢。我的起搏器电池寿命理论上可以工作九年，可我的已经用了十年。现在每隔三个月就要到医院测试一次，也够麻烦的。那么最让我能够预测的是，我明年开春就到医院换一个新的。我自己是要掏一点费用，哲学所出大头。估计还要住上个把礼拜的院。检查起搏器时已经知道，电极没坏。所以这回的手术很简单，把原来的取出来在更换一枚新的。我争取再换三枚，真要是那样，我可就成老妖精了。

惜命吧，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虽然北京有雾霾。我的右脚受过伤，走不了长路。因此，我平日有二项体育活动，一是骑自行车，天气晴好时就骑行。我住在玉泉路方向的西边，往北往西往南都有很好的骑车处所。我觉得这比东边要好。天气不那好的时候，我就去游泳，这是我喜欢的第二项健身活动。我有浩沙健身的年卡，每天下午四时前入场就可以，实际上就是半票。能用这种卡的人大都是退休的老人。我退休了，自然有时间保障。北京的水费贼贵，就算到健身房洗个澡也比在家里痛快多了。我在健身方面到不那么吝啬。该花的钱还是花。

我这个人挺馋，喜欢好吃的。算是美食家吗？可我又不会做。据说美食家要自己会将在外面吃到的美味在家里再现。我能把饭做熟，做菜就一般了。然而我做的茄子却是非常好吃，夫人都承认她做得不如我。还喜欢喝点儿酒，大酒现在是不喝了，每晚喝那么点儿干红，完全是出于保健的目的。当年在研究生院三年，每晚我都要到一楼的小卖部买二瓶啤酒，临睡觉前喝了。那可是研究生院的一景啊！我不喜欢中国的白酒，倒是对威士忌和白兰地比较感兴趣。

玩儿呢？那是需要钱的，而且还丧志，不过我也没什志可丧了。喜欢音乐，房间不大，只能玩儿耳机，玩儿了几年，发现不行，以后再老了，耳朵恐怕就不行了。把耳机淘汰了，换了一套所谓的“小音量哲学”的音响系统。从网上买来二个T的flac和ape文件的音乐，够我听一辈子了。计算机呢？我的PC机已经用了十一年了，戴尔的商用机，真是皮实。之所以还不换机器，就是在于我用的播放音乐FB2K软件没有苹果版本的。工作平台基本转到了苹果系统上了。今年又买了一台iPhone6 Plus，与我的MacBookPro和iPad成了系列。明年要出Apple Watch，等出来后，我一定买一只Edition版的苹果手表。

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天知道！不过这60年来，我没有出格。也就是说，没有违背先前那位老师所说的“三不原则”，本着吃饭哲学的精神，一直走到了今天。以后饭还是一定要继续吃下去，而且越长久越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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