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往知来 再谱新篇
2018-11-13 16:35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学家努力发现复杂的史实，寻找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以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而科学技术史鲜明地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凸显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自1957年中国科学院创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以来，中国科技史作为一个学科、一项职业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已经走过了一甲子岁月。60年来，中国科技史学家们认知科技传统、勾勒发展之迹、探求创新规律，为我国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把握时代脉搏
科技史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既研究科学技术的知识史，揭示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在总结先贤智慧、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以及树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早在科学技术史学科在欧美成型之际，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探索本国的科学技术史。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叶企孙、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章鸿钊、梁思成、刘仙洲、王振铎、万国鼎、王庸、李涛、钱临照和严敦杰等学者就开始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
但要说起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成型，还要得益于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1951年元旦，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个多月之时，《人民日报》以“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为题发表社论，强调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铲除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并将这种教育引导成“热爱祖国的高潮”。同时，社论还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之后，《人民日报》约请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及竺可桢等人撰写关于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这些社论及文章使科学遗产和科技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彼时的众多学者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对开创中国科技史事业贡献卓著。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技史》目录，提到应该有一个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关注李约瑟的工作和解决《人民日报》约请撰写爱国主义教育文稿等问题，并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1954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以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和侯外庐为副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在历史二所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4年8月，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这也反映出中国科技史事业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的鲜明态度及研究古代科技遗产的一个重要动机。
科技史研究真正在中国实现职业化和学科建制化，则要得益于1956年1月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国务院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科技史研究正式成为国家科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远景规划》），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
按照《远景规划》，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建以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室自195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58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专业期刊，迄今已为300多位毕业生授予了学位, 许多毕业生成长为职业的科技史学者。
名宿开辟草莱
在《远景规划》中，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奠基者们基本明确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式。
在内史方面，先着重于专史研究；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改进是如何总结“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方法论方面，应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遗产，解决古代有什么科学等内史问题，并且追求“总结出科学规律”。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科技史学家逐步形成了以内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认真考证史实与阐释成就的学术传统。在外史研究方面，就如竺可桢曾指出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期间，也涌现出一批科技史研究的“大家”，他们分门别类地开展专题研究并构建学科史，在多个方向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数学史界曾流传着“南钱北李”的说法：一是说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南方的钱宝琮和北方的李俨并驾齐驱；二是说他们在研究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风格。李俨强调中国数学史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他的工作成果为中国数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数据库，为该学科的研究打下坚固的基础；钱宝琮则侧重于对中国数学史重要问题的分析研究和中国数学史的全面论述，他的工作对提高该学科的研究水平贡献甚巨。
在国际天文学界，席泽宗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是中国科学史事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严敦杰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50余年来，他致力于祖国科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发表数学史、天文历法史、航海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史和科技史文献学论著百余篇（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其治学为人，更堪为后世楷模。
还有竺可桢、刘仙洲、梁思成、万国鼎、王振铎、钱临照、李迪、许良英……可以说，正是在这些老一代科技史家“开辟草莱”的卓越贡献基础上，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国科技史事业才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
开拓学术新境
改革开放以来，借时代变革创造的良机，我国科技史学科建设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突破，比如多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科技史研究机构。
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并挂靠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1997年，科技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理学一级学科；1999年，自然科学史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而为了把握科技发展大势，中国科技史学家也在不断总结科技进步的历史经验，审视科技史学科的演进，积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并思考如何为国家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对此，我们能够从自然科学史所的变化中，窥见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态势。
首先，科技史研究经历了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
在“科学的春天”里，自然科学史所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开辟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方向，组织编写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既可以帮助我国现代化建设者了解现代世界科技发展及其中的经验，也有助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扩大学术视野。此外，自然科学史所于1987年开始筹划撰写《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2000年组织国内百余位学者，以较大规模研究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编著完成《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进而开创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其次，促进学科交叉，开展“应用科技史”研究。
1995年筹划“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组织国内同行撰写出20卷本《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推动了技术史与科技考古、工艺美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了我国文化遗产的科技认知研究；自1999年开始尝试科技战略研究，参与起草研究报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翔实的案例，为建设科学思想库作出贡献；开展科学文化研究，创办“张扬科学理性，倡导批判精神”的《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
第三，研究新的学术问题，丰富研究视角与方法。
随着编著古代科技史丛书，即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顺利进行，我国学者也在思考如何尝试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范式。对此，自然科学史所在开展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时尝试了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2006年开始加强中外科技交流史研究、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研究，2010年以来重点研究“科技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新中国科技史纲”等学术专题，同时深化文化遗产认知、科技典籍整理、科技与社会、科学传播等方面的工作，以期突破过去的“成就阐释”模式，努力在微观考释和宏观叙事方面有新作为。
面向未来，中国科技史学者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在科研实践中不断追求卓越，以全球化的视野及多元的路径，推动科技史学攀上新的高峰。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学者尊重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积极调整研究范式，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为将来重构中国科技史奠定基础。
在世界科技史研究领域，一方面传播世界科技史知识和国际学术研究新成果；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开展有创意的学术研究，同时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青年学者。我国科技史学家正通过推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使中国更加了解世界。■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10月刊 封面)
